住在爱情巷的连体双胞胎。是从酸浸罐子里放出来的妖怪，穿三只鞋走路，戴两顶帽子：一个看上去高兴，还大笑；另一个沮丧不已，还会瞪你。
格雷维尔小姐，热衷斋戒，还拿枝条鞭笞自己，复活节的时候赤脚走着去教堂，平时，会把鹅卵石放在鞋里走着去。
还有个老处女，住在肮脏的淡黄色房子里的马克斯菲尔德小姐，一口气在路口站一个半小时，脚跺着地，用黄色遮阳伞上的马六甲手杖指着不存在的路障，愁得不知该怎么过马路。
大教士阿巴斯诺特总告诉邻居有个法国或者德国朋友不久将要来访，但谁也没见着。据说他们都是从一个瓶子里冒出来的，那位法国访客从勃艮第乡村来，那个德国访客来自隆河或是摩泽尔河附近。
阿里巴巴屋，主人在国外经营糖料种植园，临街门面的拱形壁橱上高高摆放着四个巨大的花瓶，这个无人照料的房子独自经受着风吹雨打。
这就是我们的老镇。
孩子们通过筛选，陆陆续续来到知足庄园。
每次不超过两个，父亲安排我们在监护下散步。
我们都觉得玩耍是小孩子的事儿。所以举手投足看上去(依照我们的想象)都像个大人。我给他们看我缝的东西和画的画，我们试着弹奏些基础的调子，在公园散步。但没多久，大家都觉得没劲儿了。我们聊的也都是大人们让说的。
除了我父亲喜欢听人跟他汇报说那些孩子羡慕我什么都不缺以外，我真不明白让他们来陪我到底为了什么。
没人因为我是个没妈的孩子而同情我，也没人敢笑我。
可结果却是，他们和我合不来，因为我的身世，我更高傲了。
我用着父亲送给母亲的背面镶银、刻着哥特式字母“H”的随身镜。它又重又大，它的重量让人觉得庄重。我费力地看着椭圆镜子里的人，希望找到自己像母亲的地方。可是，我只看到了一个专注看东西而眉毛紧缩的姑娘，嘴唇扁成一条直线，目光流露出害怕孤独的神情。
父亲确保我在物质上什么都不缺。
衣服、鞋、书、娃娃、公园里玩的木制手推车、一整套种花工具、一匹皮革做成的马让我侧坐着玩、一架扬琴、一支竖笛、一个用龟壳做的东西，里面还镶着珠母层，既能当刷子还能当梳子，两只亚洲品种的猫，我叫它们阿银和阿金。
我忘了还有什么。因为东西太多了。
父亲一定认为再没有孩子比我的童年更幸福了。他送我礼物，铺天盖地的礼物，因为他觉得这些礼物我就该有，但他不觉得我还该有快乐的事儿。就剩下我自己的时候，我想不出几样想玩的东西；别的孩子被带来时，我又变得占有欲很强，只因为我害怕因为拥有太多而显得尴尬。
我家的厨子叫邦迪。我很小的时候，她就来了。她的厨艺实在有限，但比起母亲喜欢的考究的菜式，父亲更中意邦迪的。
她看上去很古板，不够吸引人。眼睛老大个儿，鼻子还有点儿歪，那张大嘴巴，我父亲有什么事儿一逗她笑，就能咧到脸上去。她把浓密的棕色头发卷起来盘到脑后，盘上去，又掉下来，再盘上去。胸脯大得连围裙上都能盛面粉了，而且不管走到哪儿，只要是围裙碰过的地方，总能沾到东西。她还有个怪癖，要是觉得厨房热，就把鞋脱了，光脚在厨房走来走去，仿佛这是她自己的地盘儿。
她还告我状。要是她不说。父亲不可能知道。她说我和工人的孩子不好好说话，还说我午餐时把不爱吃的蔬菜扔进火堆里，或顺窗户扔出去。
这又不关她的事儿。我生气地告诉父亲我知道是她告的状。
“就是她。”
“凯瑟琳……”
“就是！”
“我不想谈是不是……”
“她就是个厨子！”
“不准对邦迪女士这么没礼貌。”
“她算什么！”
“凯瑟琳，你听不见吗？”
他总是向着她，这次又是。
有时，我散步会经过她住的地方。
她住在欢声巷的另一头，我之前以为那是欢声巷最穷的地方。在有钱人家当厨子。她一定是拿雇主的油水养肥了自己，看上去当然红光满面了。
她家有个男孩儿，比我小一岁左右吧。每次瞧见他，都比上次长高一点儿，但面色不好——不像他妈那么壮——那次佣人陪我路过时，他像个好奇鬼。有一回，我朝他做了个鬼脸，他马上装得像被我羞辱了一般。但做完我才发现自己犯了大错。我让他知道我注意到了他，还让他知道我怎么看他，那一刻我把自己推向了劣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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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周日报》
★《复仇小姐》是可以与任何伟大作品相提并论的杰作，故事情节紧凑，引经据典。
——《泰晤士报》
★苏格兰当代最优秀的作家，《复仇小姐》犀利而智慧……最优秀的作品之一。
——《独立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