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日本的政治转向：由英法到德国
在文明史史观传播的同时，日本人开始翻译来自德语区的史学著作，其中代表就有西奥多·伯哈德·维尔特的《文理中学及高等国民学校世界史教材》。①此前日本关于德国历史的知识主要间接地来自英国。例如，朱丽亚·科纳的《德国历史》对俾斯麦的专制进行了尖锐的批判②，而维特纳的德国中学教科书则是站在君主制立场上的。约翰·约瑟夫·伊格纳兹·冯·多林格尔题为“法国大革命”的讲课稿也被翻译为日文。冯·多林格尔的作品吸引了许多革命批评者的注意，他将德国文化与英法文明明确对立起来。除此以外，约翰·卡斯帕·布隆奇利的《国家学通论》中第四章“民族国家的建构与民族原则”的第三节“人类与民族本性中国家的基础条件”也被翻译为日文。③布隆奇利在文中强调了民族族群是构成国家的主体。④维特纳的教科书更早地被引入日本，而另外两部著作则在19世纪80年代被译为日文。这三个案例都表明了日本当时需要什么样的历史观：这一时期“国体”历史观在日本的影响力逐渐增强，这种历史观将天皇推到历史与道德体系的中心。
历史观的变化与政治转变之间存在着关联。首先我们应当关注1881年的政治斗争即“明治十四年政变”。这一年，反对不断发展的“自由人权运动”的明治政府内部爆发了有关成立议会的争论。该政治斗争的内容是，新政府中一部分计划引入以普鲁士为榜样的宪法的政客，如作为右大臣的岩仓具视（Iwakura Tomomi）和作为太政宫大书记官的井上毅（Inoue Kowashi），将以英国为榜样的宪法的支持者[如参议大隈重信（Okuma Shigenobu）]排除出了政府的领导岗位。
日本现代化进程也带有政党权力之争的特点，而这些政党争论的焦点在于，日本应当将哪个欧洲国家作为学习模板。1881年的斗争决定日本走上了建设普鲁士式国家和学习德国模式的道路。这一分歧的结果是天皇宣布成立国家议会以及制定基于天皇而非民众同意的宪法。最终，1889年效仿普鲁士宪法的《大日本国宪法》颁布，日本天皇被承认为全面的权力中心（除此以外还是军事的最高统帅和最高的立法者）。
这也导致在科学领域，德国模式占据了主导地位。1881年，“独逸学协会”成立，并开始大量地翻译德国政体学与法学文献。①为了促进德国政体学的研究，1887年，在伊藤博文（Ito Hirobumi）的坚决支持下，国立大学教职人员成立了“国家学协会”。该协会研究宪法学、政治学、财政学、经济学和统计学时深受德国影响。在经济学领域，19世纪80年代被翻译成日文的德国和奥地利著作的数量大幅增加。1889年日本引入的经济学文献中大约有50%来自德语区。②在明治早期就已经出现的对德国的兴趣，随着这一冲突之后保守领导人的上台得到了迅速增强。
日本人心中西方的领导从英国、法国转向德国，导致了社会学领域和史学领域的同步转变。③19世纪六七十年代历史研究中效仿盎格鲁一撒克逊和法国的文明史史观现在已经过时。在德国的影响下，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基础，关注西方强国的历史观逐步推进发展，并且留有批评公民革命和强调民族族群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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