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期间，我也结识了路易·阿拉贡和菲利普－苏波。阿拉贡比布勒东稍晚一点来到我的书店。
路易·阿拉贡那时正为自己的名字和八字胡的问题而苦恼。他绝对是我见过的最和气、最敏感的一个男孩。也是最聪明的。和他相处非常容易。他热爱诗歌，但不追求过多的不羁。初认他的时候，他还在读医科一年级，口袋里总是装着一本魏尔伦或拉弗格的诗集，非常不习惯他的同志们的那些粗俗言行。还记得我们最早的几次交谈，他跟我说心里话，那些他在阶梯教室里听到的荒唐的诲淫话，差点让他流眼泪。
他已是一个绝顶健谈的人。能滔滔不绝地讲上两、三个小时，带着那种轻微的鼻音——在我看来，这正体现了他的那种讥讽的方式：布袋木偶的挑战，戏谑式的疯狂。有时候苏珊娜·博尼耶下午三点左右离开书店去买东西，六点钟回来的时候，发现他还站在原来的位置，玻璃橱窗的门洞里，沉浸在毫无停顿倦意、意兴飞扬的谈话中。
有一天，他跨进门，手里拿着浅色的手套，应该是在附近有一次较为正式的拜访。可在时而电光火石、时而细流涓涓的谈话开始后，他把这次约会忘得一干二净。下午很晚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人怒气冲冲地过来（他随后介绍说，那是他的大姐），很粗暴地打开门：“嗨，路易，我可等了你两个小时了！你是不是疯了？” 我们都很喜欢阿拉贡，也很自然，一直确信他将成为一位出色的文学家。
我似乎是一九一七年认识菲利普·苏波，但已记不清初识他时的情形。在我的记忆里，一直将他与布勒东、阿拉贡联系在一起；他们三人不知在哪里相识的。但有段时间，我看到他们三人总在一起，为某项共同的事业非常团结。
苏波是三个人里，最优雅，也最有锋芒的一个。
他的攻击性显得不那么自然；细想下，那也是自然的，只不过在他身上，更近似一种神经质——神经质磨砺出了锋利的瓜子。可他又是有情有义、很有教养的人，这两种品质又相辅相成。于是，他总是伤自己胜过伤他人，并导致他最后向社会开战。我暗地里想，最初的时候，可能他是最英勇无畏的一个。
阿拉贡，似乎也并非生来就喜欢战斗，可他一旦进入状态，便很享受那种激烈，特别当有人懂得对他施加一种几近父亲式的权威领导，且不断给他鼓励与肯定的时候。他披着一副漂亮的文学铠甲，在战役中所向披靡。
这是后话了。我在此要讲的，仅是达达主义，以及《文学》刚创刊的时期。
这本杂志的第一期于一九一九年三月面世。同一个月里，奥岱翁街有一场音乐盛事：萨蒂的《苏格拉底》试演。这一出是埃德蒙·德·波利纳克公主模仿昔日的领主，独家定购的曲目，此前只在公主府上演出过。因此，在我们这里的演出也可以算是首演了。
苏珊娜·巴尔格里克——歌声绝妙无比——一个人唱了全部曲目，着实厉害，那作品原是为三种女声写的。萨蒂本人弹钢琴。让·科克托主持。
为了集中相对比较大的受众面，我们在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一日这天组织了两场演出，分别在上午和晚上。大家都知道晚上，弗朗西斯·耶麦正巧路过巴黎，他会来，而纪德和克洛岱尔也会来。
上一个月，科克托在我们这边的一次小型集会上已初露锋芒，对于那次集会，我并不很满意。那是《好望角》的朗诵会，关于这一作品，我得好好来讲讲，以泄长久以来未充分表露过的真实感受。
天晓得我对科克托是喜爱的，也很欣赏，甚至现在比以前更加欣赏他。那时候的他，可真是个被宠坏的孩子！无疑，他是个诗人，在我看来，其散文诗更甚于韵律诗。因为他的散文诗很有自己的风格，带着一种伪装的处子般的纯真，而他的韵律诗，由于每一句开头都有刻意压韵的字母，显得造作之极，令人生厌。说实话，他的韵律诗叫我头痛。很有可能，我这话讲得不公正，但当一个人头痛的时候，很难说话公正。
他在写《好望角》的时候，刚刚发现当代诗歌以及那些先驱诗人，放弃了《轻浮王子》和《索福克勒斯之舞》（——事实上那两篇中有不少出彩之处）。
他奋力投身于先锋运动，对此，得毫无保留地称赞：其天生的才能丝毫无损，同时，又赢得了新的徽章。
科克托从来都不是第一个冲进突破口，但却总是由他去插上战旗，话说回来——这事儿，也总得有人去做。
P10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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