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退与晋升
李世民即位后，开始了唐代乃至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构成这一大好形势的原因是较为复杂的，其中一个方面在于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李世民。李世民之成功的原因也很多，其中如何利用手中赏罚大权来处理罢退与晋升问题，不能不引起后人的重视。
唐太宗的龙椅坐不多久，他的亲近之臣争官日甚。李世民天下为公，以功论赏，择贤而用，毫无所私。一次，皇上当面封赐有功之臣长孙无忌等人的爵位与封地，命令陈叔达在殿下宣布，并且说：“朕按功次封赏众卿，或许有所不当，应该各自讲一讲。”于是，诸将争功，纷纷不息。淮安王李神通（皇叔）说：“为臣在函谷关以西举兵，首先响应起义，如今房玄龄、杜如晦等人专会舞文弄墨，功居为臣之上，为臣私下不服。”皇上说：“义旗初起，叔父虽然首先举兵响应，也是为了自我营救、避免灾祸。当窦建德吞食山东之时，叔父你全军覆没；刘黑闼再合余党而战，叔父你望风而逃。房玄龄等运筹帷幄、坐安社稷。论功行赏，当然应该排在叔父之前。叔父你乃是朝廷的至密之亲，我的确无比地敬爱，但怎么可以行私恩滥竽赏赐呢！”此语一出，诸将官心服口服。
从一般的角度看，作为率兵起义的将领，又是李世民的皇叔，不论怎样都是“头功”；可是，李世民从实际出发，并指出了皇叔本人的一些问题，定其功劳在别人之下。
这种出于公心的晋升（赐爵位）等，显然抚慰了大家的心，而使众人更忠于李世民。否则，肯定适得其反。
如何正确处理好罢退与晋升的问题，既使现有人员更加兢兢业业，又使更多的人才蜂拥而来，说到底，就是进一步巩固、发展政权，这真正不是一件小事。
对这个问题，历代政治家、思想家都有大量的论述。晋武帝时，曾诏命河南尹杜预拟定罢退与晋升官员的标准。杜预有过一个详细的阐述：“古时候的罢免与晋升，主要靠公心去衡量，不拘泥于法、文规定，及到世事衰亡的时候，因失去长久治理而少专门考求细微，犹豫不决就听信左右耳目，怀疑左右耳目就相信书面奏文；奏文愈多，官场就愈虚伪……”
如此看来，杜预是将罢退与晋升的机制衰退看作头号大事了！
杜预也谈出了罢退与晋升的标准：委任显官，各自考察所属官员，逐年考核等次，对本人指出优劣。如此连续六年，由主管人员汇集，抽查落实，六年来优秀者可越级提拔，低劣者罢免，优多劣少者平叙，劣多优少者降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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