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德里·范德海伊顿，荷兰当代著名作家。1951年出生，1969年上大学读心理学专业，现居阿姆斯特丹。
　　阿德里·范德海伊顿是荷兰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的小说题材多样，结构精巧，引人入胜而又贴近现实生活，这使他成为战后荷兰的编年史作家。他的文学作品，生动鲜活地呈现了从1945年到20世纪末这段时间的时代风貌和社会生活。

　　就在这当口，我家的门铃响了。一次短促，一次久长。响亮刺耳。在后继的静寂里是挪威猫们急忙奔上楼梯的脚步声。
　　响亮的铃声尖锐刺耳，象往常一样让我生气(再说一遍：老天啊，米莉安！布罗姆公司应当装个声音更亲民的门铃吧)。但现在这铃声再次让人心神不宁，让我一下子坐了起来。我向右转头一看，我放在那边床头柜上的手表，指针指着9点10分。这一定是我岳母维艾斯。她最近经常地坐着出租车过来，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她在门厅出现，神情迷惑。原因大部分是米莉安没接她的电话，要么米莉安没给她任何信息，表明自己还活着。
　　对，事情只可能是与维艾斯有关。但是……如果我真的很有把握这只不过是岳母到来，只不过是一场令人不快的插曲，我那本来就已嘈杂不已的胃，为什么会因恐惧突然痉挛？我从床上一出溜就下了地，比我的脊背平时能做的要灵活得多，打算到过道里去听听是怎么一回事。我绕道浴室走了过去。初看起来，好象是家里的一切都已经重归平静。似乎米莉安并没有打开过门，她母亲又坐进出租车离开了。
　　我不断劝说自己放松再放松。但我的胃和我的心都感觉不到放松。我边走边停，屏住气息倾听，门有没有被打开。是邮递员来了但米莉安没在吗？现在我是不是得用门铃旁边的那个对话装置跟来人说话？
　　某种东西，也许是楼梯间的过堂风，让我察觉到，我家大门打开着。我拼命地想把那个微弱发出的声音听成是我岳母的。但我已经察觉那是个男人的声音。从我听到的米莉安简短又慌乱地说出的什么不清楚的话，还让我抱着希望，她像在这种场合经常做的那样，开车送她妈妈回去了。我的恐惧告诉我的却是另一番话。
　　就在我头顶上方的楼梯上，提戈和塔西亚这两个家伙毛绒绒的脑袋从楼梯栏杆中间探了出来，好奇地往下张望。下面前厅的玻璃门响起了一下关闭的撞击声。传过一个声音的片段，毫无疑问是一个男人的声音。跟着是米莉安的一声哭嚎。挪威猫们跃下楼梯，粗大的尾巴扫着过道，蹭着我的光腿嗖嗖地一闪而过，朝女主人叫喊的方向跑去，爪子把楼板冲击得隆隆作响。
　　在卧室里，在敞开的门背后，我的手机陡然叫响。它放在睡床的米莉安那一侧。我回身扑到了我的床垫上。已经迟了。就在我拨号的时候，我听见了楼梯上传来米莉安的声音，大声地，惊慌失措：“阿德里！是托尼欧！他在阿姆斯特丹医疗中心！处于濒危状态！”
　　我几个箭步窜到了过道里，在我家楼梯二楼和三楼之间的转角处，站着一位年轻的警察，胳膊支在楼梯扶手上，向上望着我。晨光里，他一尘不染的白色短袖警服十分鲜明。
　　“先生，我带来的不是好消息”。他说。“您们的儿子托尼欧被车撞了，现在阿姆斯特丹医疗中心接受急救，人处于濒危状态。我的女同事和我接受了任务，把您们送过去。我们的车子就停在您家门前。”
　　我感觉到自己的眼前一暗，许多细小的金星开始飞舞，就象一次晕眩之前常会出现的那样。内脏纠结成一团，我几乎要呕吐。很可能就也在这个时刻，米莉安象一只动物一样哀嚎着冲了上来，先是扑向了那个警察，然后才扑向我。这一幕场景我现在已没有清晰的记忆，只有那种漩涡里的感觉，还听到从这漩涡中升起的高声哭泣。如果当时的情况确实是这样，那么米莉安是沿着过道跑进了托尼欧以前
　　住的那个房间。对此，米莉安在事后也无法确证，当时的情况对她来说是一个更大的黑洞。之后我也进了这个房间。
　　米莉安坐在床沿上，身子由于嚎哭颤抖不已，试图给自己套上短袜。她的脸上是一片茫然。
　　“托尼欧，处于濒危状态”，她在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神志恍惚中，把这话重复了好几遍。“他快死了。也许现在都已经死了。”
　　这双短袜，她怎么也套不上去，它们总是挂在脚趾甲上，她不得不一再地重来。尽管心情紧张无暇他顾，这些笨拙动作的细节，还是能深深地植入在一个人的心中……后来我对此感到既苦涩又惊异。这间屋子的一个角落里立着个三脚架，没有照相机，它上面已经用螺丝固定好了一个银色的反光罩。周围到处是些白色聚苯乙烯泡沫塑料制成的大板，这都是摄影师拍摄时增加亮度打光用的。
　　我立在那里，身上穿着在家写作时穿的长衬衫，但下面只套了一条衬裤，浑身僵住动弹不得。也许我只僵住了那么几秒钟，但我感觉到这几秒很长。
　　“你倒是赶快把衣服穿好啊”，米莉安哭嚎说，几乎在嘶喊。“我们必须立刻赶到他身边。他快要死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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