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学例话：全国新闻传播学优秀论文品鉴（第一辑）》：
自然，关于这方面还有待更为具体和细致的考察，比如中国不同代际的办报者，不能归于一统而是需要区别。有研究者就认为，“五四”一代比之维新一代，更注重个人生存体验而不是民族国家，因此对于政治有一种疏离感。“五四精英带着比他们任何前辈都更强烈的情绪来表达他们的个人感情，来为他们的忧思而战。”不过在总体上，这种个人之思即便存在，也难以与“耳目喉舌”的“集体感”抗衡，这既有现实时势的原因，也不能排除文化传统的内在作用，仅用启蒙与救亡二元对立来解说，亦不免有过于简约化之嫌。以此观之，1949年后中国报纸归于一统，清一色是党的“耳目喉舌”，“能吐一切，能纳一切”，或许本就有其文化基础。当然，个体和总体的张力，也是始终隐伏其内驱赶不散，至今依然纠结，“剪不断，理还乱”。
把“耳目喉舌”作为一个描述性的概念，用经验性材料来证明它所具有的含义以及对于实践操作的影响，是本文直至目前主要想做的工作。然而，如果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再深入一步，可对这个概念做进一步的思考和发掘。当被赋予“耳目喉舌”时，报刊（作为一个机构）就只有存在于两种可能之中：或是功能或是工具，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有自身的主体地位。换言之，中国的“耳目喉舌”必然是依附于某一个集体／群体／团体的主体身上，否则在社会结构中就无容身之处。“耳目喉舌”之上有一个阿尔都塞式的“绝对主体”，在这绝对主体及其意识形态的“映照”中，报刊才看到自己的“主体”位置，是对象化了的主体。康有为虽然一而再，再而三上书光绪帝，竭力倡导“设报”，可是在其《大同书》的乌托邦设计中，却看不到为“报纸”留有一席之地，或许多少也让我们悟出点什么。这与欧美国家通行的“第四等级”或者“看门狗”完全不同，后者不仅在结构上有其代表性空间，是从结构中生发出来的一个独立阶层之概念，而且报纸也因此获得了自己的主体性。无论其在实践中的表现是否尽如人意，至少在观念意识、制度安排和话语策略上是如此。
所以，“耳目喉舌”所表示的只能是一个通道，而且是单向的通道，不会是一个公共交往的空间。无论是作为实体的概念，还是在喻意层面，它所提供的意涵，都“只供通过，不供活动，目的仅在于流动”。当然，不是说“耳目喉舌”不可能形成乃至促成交往空间及其关系的构成，而是说无论是推动还是促成，都需依赖于其背靠的主体的意志，是根据报刊所属的主体发出的指令，报刊没有自己的独立性。“耳目喉舌”的主体对于关系的要求和想象，就划出了这个被允许的交往空间边界和关系的性质。如“调节人与上帝的总体关系”是宗教的目的，因此，它总不把自己局限于一国人民、一个种族的疆域之中。不仅如此，这种根植于人性本身的特性在宗教身上体现得越抽象越普遍，“便愈能广泛传播，不管法律、气候、民族有何不同”。那么，作为“耳目喉舌”的报刊也要结成和调节关系，不是彼岸而是此岸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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