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记录的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美利用媒体进行交锋的刀光剑影，正如副题所言，我所关注的是中美第四权力背后的较量。
那为什么说这是“第五次变革”呢？如果顺着时间轴看一下，或许能看出端倪。
第一次变革，是从中共成立到1949年。这段时间内，国共两党利用媒体，展开对美外交。一方面，通过各种方式影响国内媒体；另一方面，积极采取措施，接触美国记者，改变美国媒体对华报道的选题和报道方向。在此之前，中国在应对国外媒体时，是被动的、消极的、缺乏策略的。这段时间，周恩来在武汉定期风度翩翩地邀请美国记者聚会，为中共赢取好感和支持；蒋介石却因为“民主无量、独裁无胆”而逐渐失去美国媒体的认可和支持。
第二次变革，是1949～1978年。这段时间，中美没有外交关系，互相视为敌人，媒体也互相攻击。但不要认为中美媒体就老死不相往来。这期间美国记者哭着喊着要来中国采访，有人还因为访问中国回美国后被“修理”。
第三次变革，是1978～1989年。这段时间，可以说是中美关系“蜜月期”。双方的媒体都报道对方的变化，言辞语调充满善意。在美国媒体的描述中，中国人开始跳迪斯科，中国年轻人开始穿牛仔裤；而中国媒体对美国总统里根、美国生活方式的关注，也让中国人重新认识大洋彼岸的国度。
第四次变革，是1989～2000年。中美两国谨慎地调整着外交关系，中美媒体也犹疑地报道对方。一会儿是妖魔化，一会儿是威胁论。中美开始了是友非友、是敌非敌的复杂关系，而媒体也循着这个轨迹，进行自身的定位。
之后，便是第五次变革。
因为新媒体时代，一切规则都要改写。
新媒体正在改变世界格局和国际关系：国际关系从过去的“极点化”变成“节点化”，国际社会的结构也从过去尊卑分明的“层级结构”，开始转变为更为平等的“网格结构”。
新媒体对中美关系的冲击可以分为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由于信息传播能力不对等，新媒体时代中美传播技术差距更大；第二个层面，技术的落后导致全面落后，中美的舆论角力，中方由以前的互有攻守，转为全面防守，攻击乏力；第三个层面，从内容到技术，美方占有全面优势，网络争夺战可能让中美陷入新型冷战。
面对新媒体的冲击，中国该怎么办？
我想，首先在理念上要拥抱开放的新媒体，强调和世界的共性而不是特殊性；在管理上要放开，要自信地面对外界的不同声音，积极回应，而不是采取“鸵鸟”政策；在操作上要走出去，和一些主要国家的精英阶层互动、沟通。甚至可以考虑在必要的时候，拆掉“网络防火墙”，把谷歌、Facebook这样的公司都请进来，依法管理。
具体而言，有这么几招。第一，领导带头，部委协调；第二，公司化管理，市场化运营；第三，用人不疑，责权明晰；第四，自信从容，打通内外；第五，入乡随俗，敢于使用当地人才；第六，量化指标，严禁造假。
这些，书中都有详细描述，不赘述。
未来会如何？
2012年9月，英特尔研究院的未来学家布瑞恩预测：“未来一件衣服、一张桌子或者一支笔，都会成为电脑。”
谷歌工程总监雷?库茨韦尔描绘了一幕场景：“人们走在大街上，你和对方相遇，谷歌眼镜就会把他的名字、身高等信息告诉你，你自己根本不用动脑子。”
新媒体外交，Twitter很重要，Facebook也很重要，但它们都是新媒体阵营中的匆匆过客。有预言家曾说，2022年博客彻底消失，2049年谷歌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新的媒体形态和新的信息传播方式。
无论何种媒体，它的核心依旧是信息；无论电脑多么智能，制造信息的还是人。内容为王，媒介只是渠道；而生产内容的永远是能独立思考的人。
也就是说，人是核心；也就是说，变革刚刚开始。
……
展开
——伯纳德·C·科恩，《报刊与外交政策》
★在美国，没有任何国会的重大立法，任何国外冒险，任何外交活动，任何重大的社会改革能够成功，除非新闻界准备好了公众的思想。
——西奥多·怀特，《总统的诞生》
★网络的发展，标志着自1648年《威斯特法利亚合约》签订以来一直作为主导性全球机构的主权国家的衰落。信息革命将会推翻官僚统治集团，网络组织将取而代之。
——约瑟夫·奈，《权力大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