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研究两汉文学思想的专著，“力求给有汉四百二十六年文学思想予以较全面之推阐与较中肯之评价，一则以重新评价西汉中叶经学隆盛期之文学思想、两汉之转折期之文学思想与东汉末年变革期之文学思想为重点，以显其隐奥，以示其流变”。在撰写方式上，本书没有采取通常的按时间排列作家作品的方式，而是将“史”与“专题”的研究相结合，以在广度和深度上适应“思想史”的研究要求。至今仍是相关领域的经典专著。
绪论（节选）
历时四百二十六年的汉王朝，以雄张的国力、壮盛的气势占驻了我国历史之辉煌一页，其延续秦代又发生巨变的社会组织与文化形态，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基础。而作为人类心灵之表现的文学以及其所体示的思想，亦因包孕于这一时代心理而显现其历史意义和审美价值。
一
汉代文学思想作为中国文学思想史的一个阶段，既具历史的承传性，又有时代的独立性。
在纵向的承传意义上，汉代文学思想所显示的意义最明显、亦最抽象地表现于汉人对“文”的认识和理解。汉人论“文”，有“文学”“文章”之分。其言“文学”，基本延承先秦儒家“文学”等同“学问”之意。《论语·先进》：“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荀子·王制》：“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汉书·董仲舒传》载仲舒对策：“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重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武帝纪》载元朔元年冬十一月诏云：“故旅耆老，复孝敬，选豪俊，讲文学。”“文学”实等同学问或经学。对此，颜师古注《汉书·西域传下》“乃者以缚马书遍视丞相御史二千石诸大夫为文学者”云：“为文学，谓学经书之人”，阐释甚明。汉代官吏登用科目有“贤良文学”一项，亦取此意。这充分反映了汉代文学与经学紧密联系和文学政教意识极端强烈的历史状况。虽然，“文学”观念的转化，即由与经学同义向意味着以诗文为中心之创作的转化至汉魏交变之际方迹象明显，《三国志·魏志·文帝纪》：“帝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又《王粲传》：“始文帝为五官将，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学。”但在汉人对“文”的理解中已蕴涵着这种企向，其突出表现于汉人的“文章”概念。在历史上，“文章”一词本义是指采色或花纹，《诗·小雅·裳裳者华》“我觏之子，维其有章”，即此意向。乃至春秋末孔门言述，“文章”又多泛指“六经”或“礼乐制度”，《论语·公冶长》：“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何晏集解：“章，明也。文彩形质著见。”邢昺疏：“夫子之述作威仪礼法有文彩，形质著明。”朱熹集注：“文章，德之见乎外者，威仪文辞皆是也。”所谓“华靡”“言辞”之文，尚幽隐难辨。到了汉代，“文章”之意在承袭先人思想的同时已有向语言表现之文追求的明显突破。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序》引公孙弘议奏：“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谊，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施甚美。”这里的“文章尔雅”，既有同于经术的一面，也有包含语言表现之准确完美的意义。后一种倾向到班固笔下更为鲜明。《汉书·公孙弘卜式倪宽传赞》：“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倪宽……文章则司马迁、相如。……孝宣承统，纂修洪业，亦讲论六艺，招选茂异。而肖望之、梁丘贺、夏侯胜、韦玄成、严彭祖、尹更始以儒术进，刘向、王褒以文章显。”再《地理志下》：“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又《扬雄传》：“雄从至射熊馆，还，上《长杨赋》，聊因笔墨之成文章。”均属专指。略长于班固的王充在其《论衡》中亦屡用“文章”一词，如“学士有文章，犹丝帛之有五色之巧也”（《量知》）；“汉世文章之徒，陆贾、司马迁、刘子政、扬子云，其材能若奇，其称不由人”（《书解》），皆包举汉世文体，突出语言表现，开启魏晋六朝“文章”之意。刘歆《七略》、班固《汉志》专设《诗赋略》，正此观念转化之一象征；而从汉宣帝论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汉书·王褒传》引）的双重作用到曹丕“诗赋欲丽”（《典论·论文》）的审美追求，又为其文脉源流演进之理论现象。
总观汉人有关“文”的论说，既是先秦广义之“文学”的传承，又是后世纯文学观念形成之肇端，而正确理解这两层意义的互补和作用，势必落点于这一特定的时代范围与其文学思想的构成。
二
从历史的线索鸟瞰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思潮，汉代是第一个波澜壮阔的时期。可以说，是汉代使产生于先秦以“文”统摄一切人文艺术活动的主文精神得到总结和发扬，也是汉代使笼含于人文艺术活动之“文”在连续与破裂中逐渐诞育出以诗赋为主的相对独立的文学观念。在总体趋向上，汉代文学沿着诗、骚两大传统演进，而在具体意义上，这种演进又首先决定于汉代文化真正结束战国纷争、“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天下》）局面而形成的兼融统一态势。
汉代大一统文化的形成，一方面是对先秦地域文化的兼综，这里包括邹鲁、荆楚、燕齐、秦晋、巴蜀、吴越文化和远通异方引入的西域文化等；而究其大势，是南北文化的融通。一方面是对先秦产生于地域文化的学派文化的兼综，如司马谈所论“六家”（道、儒、墨、法、名、阴阳）、董仲舒以尊儒为主兼取众家之思想体系的形成，为其征象；而究其主流，又是儒、道思想的融通。而在这种文化机制中，代表北方文化的儒家思想与代表南方文化的道家思想的绌补，决定了以“教化”为中心的儒家审美和以“自然”为旨归的道家审美成为通贯汉代文学观的两大思潮。
儒家审美思潮是推动汉代文学思想发展的主要精神。它以政治的、伦理的、道德的力量紧扣汉世文人的心弦，又以道德与艺术合一的观念成为汉代文学思想的基调。在汉代，文学思想的变迁与儒家经学的盛衰有密切关联，尽管这种关联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社会政治的递嬗兴废有所更化，然在汉人思想中“儒经—文学”的理论模式，却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这种理论模式的思想核心，是汉人遵循的符合社会意志的文学教化意识，它突出表现于这样三点：一是以仁义为本寻求文学之性情；二是以礼乐制度规定文学之审美范围；三是以致用精神倡扬文学之美刺功用。据此思想范畴和基本情态，儒家审美思潮无论在汉初黄老之学统治期陆贾论文“称《诗》、《书》”（《新语·道基》），在汉代文化鼎盛期董仲舒所谓“因天地之性情”“利五味，盛五色，调五音”“以感动其心”（《春秋繁露·保位权》），还是在汉末社会批判风潮下文学对社会的戟刺，都能于不同的视角推阐其一贯的精神。
与之相比，道家审美思潮对汉代文学思想的渗透显出时代的疲弱、衰落特征，这一则与道家文化哲学观起于乱世的历史渊源有关，一则因道家思想对汉代文学思想的影响是以儒经文化群体意识衰颓为前提的。缘此，在汉代文学思想中道家审美相对集中体现于西汉初年、两汉之际和东汉后期，即由汉初崇尚自然、真朴的文风发展到两汉之际儒家文为经世、翼教明道的精神与道家崇尚自然、淡泊自守的精神构成互为矛盾、互为影响的双重主旋律的出现，再到汉末文人在对文学教化观有负重感的心境中其审美趣味已企向于老庄遗风的变化，形成一条清晰的线索。尤其是汉末文人处衰乱之世为排解命途坎壈的困惑，或心冀玄远，颐养天年；或抽身远翥，潇洒游适；或缘情求性，旷怀惬心，皆受道家审美之临照浸染。这对汉世纯文学观之成立殊为重要。
由于儒、道哲学均追求有限的自我超越，以体悟心灵的无限崇高的状态，孔子、孟子所谓的“仁”，老子、庄子所谓的“道”，正此境界。而孔子说“逝者如斯，不舍昼夜”，老子说“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于江海”，庄子说“唯达者知通为一”，又是以一贯通无限的境界来容纳万千气象，此亦汉人融合儒、道审美的心灵超拔。同样，孔子所赞美的“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精神风范和老子所倡扬的“得至美而游乎至乐”《庄子·田子方》载：孔子问老聃何谓“游心于物之初”，老聃答曰：“夫得是，至美至乐也。得至美而游乎至乐，谓之至人。”的人生乐处，亦为汉人追寻的审美理想。但是，也因为汉儒积极参与建构国力雄张、物质繁盛的外部世界，致使那种在强烈功利思想支配下的外王倾向掩盖了人生品格的内塑，因此，随着国力的几度衰萎，士子为了寻找人生与自我，道家思想作为一种反拨与补充则起着越来越大的功用。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云：“中国思想中的两个主要趋势道家和儒家的根源，它们是彼此不同的两极，但又是同一轴杆的两极。……中国哲学的这两种趋势，约略相当于西方思想中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种传统。”（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由此亦可见楚骚审美在汉代文学思想中的突出现象，与道家审美不仅有地域文化（同出于南方）渊源联系，亦具艺术精神的同一性。
明乎此，方能进一步探究汉代文学思想之内涵。
目录
代序
绪论
第一章肇造期
第一节楚声兴隆与衍解
第二节黄老之学与汉初文风
第三节论说文的政教思想
第四节《诗》学的微言大义及其致用精神
第五节《淮南子》对汉初文学思想的推阐
第二章鼎盛期
第一节藩国地域文学向宫廷统一文学转化
第二节囊括天人的大文化态势
第三节义尚光大的赋体文学观
第四节缘事而发的乐府诗学观
第五节实录与爱奇：《史记》文学思想的一对命题
第六节《毛诗序》与汉代诗学批评形态
第三章转折期
第一节经学思潮与摹拟文风
第二节文化衰变对文学思想转化的促进
第三节以扬雄为代表的两汉之际文学变革思潮
第四节汉赋流变与儒道思想
第四章中兴期
第一节儒士文化与文学的复兴
第二节谶纬氛围中神学与文学之关系
第三节疾虚求真：《论衡》文学思想的主旨
第四节班固论文尚雅崇实的理论建树
第五章衍变期
第一节儒道绌补催发文学观的衍变
第二节王逸与汉代楚辞学
第三节政治、宗教对文学思想的影响
第六章觉醒期
第一节文士的兴起与文风的扭转
第二节社会批判思潮下的文学倾斜意识
第三节诗学的会通与拓展
第四节汉末诗潮的情感表现
第五节建安文学——汉代文学思想的终结
参考书目
原版后记
重版后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