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堂 克贫攻坚》：
2011年11月29日，中央扶贫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胡锦涛、温家宝等全部九名政治局常委均出席会议。会议指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任务，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始终不渝的目标。当前中国扶贫开发已经从以解决温饱为主要任务的阶段转入巩固温饱成果、加快脱贫致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发展能力、缩小发展差距的新阶段。会上颁布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纲要明确了农村扶贫的总体要求、目标任务、对象范围、扶贫方式和组织领导。会议还决定大幅度提高扶贫标准，将贫困标准从2009年的农民人均纯收入1196元直接提高到2300元（按2010年不变价格计算），增加1104元，提高92%，是我国调整贫困标准最大的一次。调整后，让更多的低收入人口享受国家扶贫政策的待遇，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进步，也是我国加大扶贫力度的重要措施。新标准的实施，使农村贫困人口数量出现大幅“反弹”，据中国科学院2012年完成的《2012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提出，克贫攻坚：中国农村扶贫资金效002率研究按2011年提高后的贫困标准，中国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比按原来标准计算的2688万人一下子提高了3.76倍。高规格的会议，大幅度的提高标准，详细的扶贫纲要的公布，让全社会的目光重新聚焦中国农村扶贫。贫困问题同人口问题、污染问题一同构成人类社会的三大难题，是全球性的社会现象，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不平衡和地理生态自然条件差异以及人类个体差异综合的结果。世界70%的贫困人口居住在农村，以农业为生（人类发展报告，2003）。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加上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城镇化率低，农村人口所占比重大等因素，农村贫困问题一直困扰我国的全面发展，扶贫也成为我国各级政府义不容辞、责无旁贷的重要工作。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加大了农村扶贫工作的力度：从1980年开始到“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结束，国家财政预算内安排资金800亿元；国务院（2011）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从2003年的2144.2亿元人民币增加到2010年的8579.7亿元人民币，年均增长21.9%，公共财政覆盖农村步伐明显加快。近十年我国累计投入农村扶贫资金2043.8亿元，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人下降到2010年的2688万人。但由于2011年贫困标准的提高，我国贫困人口再次回到1.28亿人，由此可见，虽然我国政府始终不渝的坚持扶贫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我国农村的反贫困任务依然艰巨，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农村反贫困工作面临着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急需寻找理论依据和实证证据，着重探讨和分析：当前农村贫困问题有哪些新特点？其产生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我国农村扶贫资金显著增多，但效率却明显放缓？新时期农村扶贫资金的投入机制怎样改进以及反贫困工作有何良策？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便构成了本书的研究背景。
第二节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一研究的目的中国农村扶贫问题，其重点在贫困村，难点在贫困户。农村贫困问题关系到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同样关系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社会的稳定。解决好农村贫困问题，对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明确指出，到2020年，深入推进扶贫开发的总体目标是：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贫困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扭转发展差距扩大趋势。纲要首次提出要全面推进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攻坚，将六盘山片区等11个连片特困地区和西藏及四川、云南、甘肃、青海四省藏区，新疆南疆三地州作为扶贫攻坚的主战场，并在武陵山片区率先开展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试点。近几年，我国贫困县没有明显减少，贫困人口、贫困发生率下降停滞不前，我国农村扶贫的边际效率递减，扶贫效率不高已是不争的事实，我国政府的扶贫政策存在诸多不完善的地方。本书的研究目的就是在全面梳理和归纳我国农村贫困现状和扶贫政策轨迹的基础上，深入剖析我国农村贫困的根源和症结所在，探索提高我国扶贫成效的途径和方法，为改善我国农村扶贫资金使用效率和保证《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任务的顺利完成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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