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H.劳伦斯（David Herbert Lawrence，1885—1930），英国小说家、诗人，20世纪zui独特和zui具争议性的作家之一。他生于诺丁汉，父亲是矿工，母亲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家庭，父母价值观念迥异，导致婚姻关系失和。畸形的家庭关系影响了劳伦斯对婚姻家庭和性爱的观念，也让他在文学创作中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持以独特的观察视角，写出了多部惊世骇俗的作品。劳伦斯提倡人性自由以及和谐的两性关系，反对工业文明对自然的破坏。其主要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戏剧、散文、游记和书信，zui著名的代表作是长篇小说《儿子与情人》《虹》《恋爱中的女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等。

　　张佳玮，1983年7月生于无锡，自由撰稿人。出版作品有随笔集《无非求碗热汤喝》《代表作和被代表作》等，小说《爱情故事》等，传记《莫奈和他的眼睛》《伦勃朗1642》等，以及译作《浮生六记》。

　　面对半身不遂、对性爱不屑一顾的丈夫，敏感热情的查特莱夫人感到迷惘而不满。形而上的虚假爱情并非她想要，她想追求的是真诚、身心相契的感情。日日生活在庄园中，终于，查特莱夫人遇见了守林人梅勒斯，就此展开一段禁忌的、阶级不对称的不伦之恋……

　　如果这样的书，我们都要当成淫秽物来读，那就说明我们才叫肮脏，我们玷辱的不是劳伦斯，而是我们自己。
　　——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

　　我总是孜孜不倦地致力于一件事情，就是把性关系描写得健康宝贵，而不是羞耻丢人。这部小说是我在这方面所取得的zui大成就。我觉得，它像裸体本身一样美丽，一样温柔，一样脆弱。
　　人们要反对只管反对，我却要表白这部小说是一本纯正的、健全的、我们今日需要的书。有些字眼，起初是令人震惊的，过了一会儿便毫不可惊了。这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心地给习惯所腐化了呢？
　　——D.H.劳伦斯

　　第一章
　　我们的时代根本悲惨不堪，所以我们拒绝伤惨度日。大灾难席卷而过，我们处身废墟中，开始建起些微小的栖居地，培育些微小的新希望。这工作颇为艰难：当下并无通向未来的坦途；但是我们迂回前进，翻越障碍。我们得活下去，无论多少人的世界已经天塌地陷。
　　多多少少，这便是康斯坦斯?查特莱的处境了。战争摧毁了她的生活。于是她意识到，人真得活到老学到老。
　　1917年她嫁给了克利福德?查特莱，就趁着他回英国的一个月假期。他们共度了一个月的蜜月，克利福德回到一战的弗兰德斯前线，六个月后，再被支离破碎地运返回英国来：康斯坦斯，他的妻子，时年23岁，而他29岁。
　　他对生命的执着堪称奇迹。他没有死，支离破碎的身体还看似复原了。整整两年时间，他命悬医生之手，后来被宣布痊愈了，活过来了。只是腰部以下的半身，就此瘫痪。
　　1920年，克利福德和康斯坦斯回到他的世代老家拉格比去。他的父亲已经过世，克利福德袭了爵位，成了克利福德男爵，康斯坦斯成了查特莱男爵夫人。他们回归到颇为凄凉的查特莱老家，执掌门户，过起了婚后生活，收入不太充裕。克利福德有个姐姐，然而已经搬出去了，此外并无熟络的亲友。他的长兄在一战中阵亡。克利福德自己永世残疾了，也确知已不可能再有孩子，回到烟雾沉沉的中部地区的家里来，也就是尽尽人事，维系查特莱家的香火。
　　他并不因此颓废。他可以坐在轮椅里，推着自己行走，他还有个装了发动机的自动轮椅，可以载着自己，慢慢地绕过花园，到他引以为豪但又假装不在乎的猎园中去：那美丽又凄清的猎园。
　　受过那么多罪后，那些苦痛某种程度上似乎都离他而去了。他还是带着好奇、活泼、愉快，差不多可说是快活的神情，红润的脸孔看上去还健康，灰蓝的眼睛撩人而闪亮。他的肩膀宽而结实，双手有力。他衣着奢华，戴着邦德街买来的帅气领带。然而，从他的脸上，你依然看得见一点儿残疾者的呆滞与空虚。
　　他曾经如此生死一线，所以劫后所余的残生，对他异常珍贵。他眼神中的焦虑光芒，流露出他死里逃生的自豪。但他伤得过于严重，体内有些什么已经死灭了，有些感情已经消失。剩下的只有麻木的空白。
　　他的妻子康斯坦斯，健壮，仿佛乡下姑娘，褐色软发，身体结实，举止缓慢，精力旺盛非凡。她有一对大大的、好奇的眼睛，声音温柔，像是刚离开乡村。
　　其实压根儿不是。她的父亲老马尔科姆?里德爵士，曾是著名的皇家艺术学会会员；她的母亲在拉斐尔前派流行的岁月，曾是个有教养的费边社社员。身处艺术家与有文化的社会主义者之间，康斯坦斯和她的姐姐希尔达，受了可称为美育的非传统的教育。她们被父母带去巴黎、罗马与佛罗伦萨，呼吸艺术的空气；她们也被带去过海牙、柏林，参加社会主义的大会，听演讲人使用每种文明语言，面无愧色。
　　如此这般，姐妹俩度过了一段饱含艺术与理想政治的童年。那是她俩生活的天然氛围。她们既国际化又不失乡土本色，这种乡土气的国际化艺术气质，与纯粹的社会理想并行不悖。
　　康斯坦斯15岁时，姐妹俩被送去德国德累斯顿，学习音乐等科目。她们在那里过得挺愉快。她们自由地在学生中间生活，她们和男人们争论着哲学、社会学和艺术问题。巾帼不让须眉，甚至因为是女孩子，所以更显出色。她们徜徉林间，与背着吉他的健美青年为伴，弦乐鸣动。她们歌唱，她们自由。自由！伟大的词汇！她们在旷野，在清晨的森林，与精力充沛、歌喉卓绝的年轻男伴，为所欲为，以及最重要的：畅所欲言。谈话是最重要的，尤其那令人动情的言谈交流；爱情，不过是件次要的陪衬品。
　　希尔达和康斯坦斯都在18岁时初尝爱情。那些青年们与她们热情交谈、为她们欢悦歌唱、与她们在林中自由野宿后，自然都想更进一步。她们踌躇过，但是她们畅谈过了男欢女爱的问题，这事显得如此要紧，况且，男生们又如此谦卑与恳切。那么，为什么一个女孩子就不能享受女王待遇，慷慨地赐点儿恩惠呢？
　　于是她们将自己赐出去了，赐给平时各自辩论问题最通透、最亲密的男人。辩论探讨很是风雅，恋爱和性交则只是一种原始的本能，事后还多少让人失望。事后，姑娘们对伴侣的爱情冷淡了，简直有点憎恨他们，仿佛男人侵犯了她们的秘密和内心自由。当然了，一个女孩所有的尊严和生命的意义，都在于获得绝对、完美、纯粹、高贵的自由。若一个少女的生活不能摆脱老式的、污秽的两性关系，不能摆脱可耻的从属状态，还有什么意义呢？
　　无论人怎样感情用事，性爱这东西，都属于最古老、最污秽的结合和从属状态。歌颂性爱的诗人们，大都是男性。女人们一向知道，世上有比性爱更好、更高贵的东西。如今，她们知道得更明确了。一个女人美丽纯洁的自由，比任何性爱关系都美妙。唯一不幸的是：男人们对于这点的看法太落后了，他们在性爱的事上格外坚持，像狗似的。
　　于是女人不得不让步，因为男人就像是贪馋的孩子。女人必须为男人所欲求的让步，供其所需，否则男人便会变得恼人、暴躁起来，像个孩子，糟蹋一段好感情。但一个女人可以表面顺从男人，却不在她内在自由的自我上退让。那些谈性说爱的诗人和其他论说家，似乎没考虑过这点。一个女人可以跟一个男人欢爱，同时并不任他支配。当然，她还可以利用这性爱，支配男人。她只需要在性爱时忍耐，让男人先逞了威风，她便可以接管战场，延长交欢，把男人当作工具，去满足她自己的高潮。
　　一战爆发时，姐妹俩都有了各自的初次性爱经验，匆忙赶回家去。她俩的恋爱对象，都曾对她俩热切追求、亲切谈心。她们此前从未意识到：与真正的聪明男人，一小时又一小时，一天又一天地热情交谈，这是何等惊人、深刻又不可思议的美妙。从未有人对她们说过天国的诺言：“您将有可以谈话的男人。”却在她们明白其意义之前，已经成真了。
　　经过这些生动、直白又亲密的讨论，性爱多少变得水到渠成了，那就做吧。性爱标志着一个章节的结束，它本身也令人战栗：那是肉体深处一种奇特的、美妙的震颤，一种自我决定的痉挛。就像激奋的文章收尾词，用以意味着段落终结的一排星，一个主题终止。
　　她们于1913年暑假回家时，希尔达20岁，康妮18岁。她们的父亲明白无误地看出她们有过性爱体验了。一如有句法语说的，“爱已经做过了”。他自己是个过来人，便让生活顺其自然。至于她们的母亲，那时正焦虑地度过生命中最后几个月，只希望她的女儿们能够“自由”，能够“成就自我”，虽然她自己从没有成就过什么：命运没给她机会。天晓得为什么，她本来有自己的收入，有自己的生活。她将此归咎于丈夫。但事实上，她不能解决的，是她自己心灵中的某些老观念与桎梏，那和马尔科姆爵士无关：他只任她紧张又亢奋的妻子自说自话，自管自过日子。
　　于是姐妹俩“自由”了。她们回到德累斯顿，回到她们的音乐、大学和年轻男生们中间去。她们各自爱着她们的男伴，她们的男伴也以全副热情爱着她们。所有青年男子所能想出、说出、写出的美妙字句，他们都献给这两个姑娘了。康妮的情人好音乐，希尔达的情人懂科技。但他们都只为这二位姑娘活着，至少在精神上如此。肉体方面，他们有点讨人厌，但是他们自己并不知道。
　　很明显：他们经历的性爱，在两对男女的身体上引发了奇异、微妙又显而易见的变化。女人变得更明丽，更有微妙的圆润感，少女时代的棱角软化了，面上的神色或是渴望，或是胜利；男人沉静多了，更内敛了，肩与臀也不再刚硬，而显得沉稳。
　　在性爱的快感中，姐妹俩几乎屈服于奇特的男性力量。但很快，她们自拔而出，将性快感看作一种感觉，于是得以保持自在。
　　至于她们的男伴，因为感激她们所赐予的性经验，便将灵魂交托给她们。但是不久，他们似乎觉得得不偿失。康妮的情人开始有点坏脾气，希尔达的那位则说些风凉话。男人们就是这样！忘恩负义，永不满足。你不要他们的时候，他们憎恨你，因为你不要他们；你要他们的时候，他们还是憎恨你，为点别的理由，或者毫无理由。反正他们是不知足的孩子，无论得到什么，无论女人如何尽力，男人都不会满意。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来了。希尔达和康妮，继5月回家那次后，又匆匆返乡，奔赴母亲的葬礼。她们的两个德国情人，都在1914年圣诞节前死掉了，让姐妹俩饮泣一场，情热于中，但内心深处却将他们就此忘了。他们不复存在了。
　　她们都住在肯辛顿她们父亲的房子里——实际上产权归她们的母亲。她们与剑桥大学某个团体的学生往来，看他们拥护“自由”，穿着法兰绒裤，法兰绒衬衣在脖子处开领，宣扬无政府主义，说话声音仿佛嗫嚅又仿佛耳语，仪态灵敏。希尔达忽然和一个大她十岁的男人结了婚：此人是该剑桥学生团体的一个老成员，甚是殷富，且在政府里有个好职位，也写点哲学论文。她与他在西敏寺区的一所小屋里同居，交往的都是政府人物：那些人虽非顶尖，但都是，或即将是，国内有权威的知识分子，说起话来都头头是道，至少表面如此。
　　康妮做了份轻省的战时工作，与那些穿法兰绒裤、绝不妥协、嘲弄一切的剑桥学生常在一处。她的朋友是克利福德?查特莱，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他原在德国波恩研究煤矿技术，刚刚匆忙归国。他先前在剑桥大学待过两年，当下是个陆军中尉，穿着军服，更可以名正言顺目空一切。
　　论社会地位，克利福德?查特莱比康妮要高。康妮属于小康的知识阶级，他却是贵族成员。虽非高门大户，但总算是贵族。他的父亲是男爵，母亲是一个子爵的女儿。
　　虽然克利福德比康妮出身更高，交涉更广，却比康妮显得更小气，更胆怯。身处狭窄的“上流社会”，即是说，地主贵族群里，他便自在些；去到充满中产阶级、民众和外国人的大社会里，他便羞怯紧张。直说吧，他有点害怕中下层阶级的大众，以及与他不同阶级的外国人。他明明挺有保障，却总有种自觉麻木的自我保护意识，挺奇怪，但在我们这时代就有这等怪事。
　　因此，康斯坦斯?里德的从容温柔令他迷醉。在那混沌杂乱的世界里，她的自持，比他要沉稳多了。
　　然而他也算个叛逆者，甚至叛逆了他自己的阶级。或者，也许，叛逆这词过于言重了。他只是跟着普罗青年，一起愤世嫉俗、反抗权威罢了。父辈们都可笑，他自己的顽固老爹尤其如此。一切政府都滑稽，我们那走一步看一步的英国投机政府，特别滑稽。军队滑稽，老头子将军也是，那红脸的陆军部长基钦纳将军，简直滑稽得登峰造极。甚至战争也是可笑的，虽则战争里要死相当不少的人。
　　事实上，一切都有点可笑，或十分滑稽：一切有权威的东西，无论是在军队、政府还是大学，都滑稽到了极点。至于那些故作统治状的统治阶级，也可笑。而乔弗里男爵，克利福德的父亲，尤其可笑：砍伐着自家的树木，把煤矿场里的矿工当茅草送上战场，他自己在后方安全地爱国；为了爱国，花钱花到入不敷出。
　　当查特莱小姐——名叫艾玛，克利福德的姐姐——从中部地区到伦敦去担当护士工作时，她私下里鄙薄着乔弗里男爵和他刚愎的爱国主义。男爵的长子兼继承人赫伯特，则公然嘲笑父亲，虽然属于他的树木都被砍下填壕沟去了。克利福德只就此不安地轻笑了一下。一切都可笑，事实如此；但这可笑若离自己太近，以至于自己都变滑稽了呢？至少其他阶级的人们，比如康妮，是挺认真的；他们有信仰。他们对于军队，对于征兵的威胁，对于儿童缺砂糖、缺糖果这些问题，很是认真。这些事情，当然都是当局可笑的错误。但是克利福德并不上心，对他而言，当局本身就是可笑的，倒不是因为糖果和军队。
　　大概当局者自己也觉得滑稽，于是也抽了一阵子风，局势混乱了一段时间，直至前线问题大了，劳合?乔治出来救场。这已经超越可笑了，于是目空一切的青年们再也笑不出来了。
　　1916年，克利福德的长兄赫伯特去世了，于是克利福德成了继承人。他甚至连这个都怕了起来。
　　身为乔弗里爵爷的儿子、拉格比世家的一员，这身份何等重大，他一直明白，他永远无法逃避他的命运。然而，他也知道：在这广阔沸腾的外界眼中，这也很可笑。现在他是继承人，得为拉格比世家负责，这事听来岂不是很可怕吗？听来堂皇，同时，还有些荒唐？
　　乔弗里爵爷并不以为此事有荒唐之处。他脸色苍白，神情紧张地执拗着，想拯救他的祖国、改善他的处境，不管在位的是劳合?乔治还是谁。他如此隔绝，如此闭塞，连博顿利这样臭名昭著的股票推销人，他都觉得还不错。乔弗里爵爷拥护英格兰和劳合?乔治，正如他的祖先们拥护英格兰和圣乔治；而且，他永远搞不懂这其中的区别。于是乔弗里爵爷继续砍他的树，拥护英格兰和劳合?乔治。
　　然后呢，他要克利福德结婚，好弄个继承人出来。克利福德觉得他父亲不合时宜，已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但是他自己，又比父亲新颖多少呢？也不过就是能嘲弄一切，再用更极端的自嘲态度对待自己罢了。无论是否真心愿意，克利福德带着最后一点儿严肃劲头，承了爵位，接掌拉格比的家业。
　　一战初期的巨大狂热消失了，死灭了。太多的死者，太多的恐惧。男人需要支持与抚慰，男人需要一个铁锚，好停泊在安全的港湾。男人还需要个老婆呢。
　　查特莱兄妹三人，以往离群索居，孤僻得令人诧异，他们认识人多，却孤独封闭在拉格比。他们都觉得孤独，因此更加亲密：虽然他们有爵位和土地，或者可能就因为这个缘故，会感到时时自危。他们和生于斯长于斯的中部地区的工业区全然隔绝；他们甚至被父亲隔绝了与同阶级的人的往来：他们那古怪、固执、天生不爱说话的父亲，那被他们嘲笑，但又很在意的父亲。
　　兄妹三人先前说过，要永世住在一起。但这会儿，赫伯特死了，乔弗里男爵要克利福德结婚。他很少正式提起，他说话很少，但他静默沉郁的坚持，让克利福德难以对抗。
　　但是艾玛对此事说了“不”！她年长克利福德十岁，她觉得克利福德的婚姻，会背叛他们姐弟当初的约定。
　　然而克利福德还是娶了康妮，和她度了一个月蜜月。那是可怕的1917年，他俩亲密得仿佛将沉的船上并肩而立的受难者。成婚时克利福德还是处男，性爱对他意义不大。除了性爱方面，他俩很是亲爱。康妮还颇对这种超乎性欲、不追求男人“性满足”的感情，感到过欢欣呢。克利福德也不像别的男人，只埋头于自己的“性满足”。不，亲怜密爱比性爱更深刻，更带个人感情。性爱简直算一种意外，是附带品，是种笨拙又执拗的感官作用，没那么不可或缺。
　　康妮倒愿意要孩子，好稳固自己在家中的地位，来对抗大姑子艾玛。然而1918年到来不久，克利福德支离破碎地被送回家来，孩子当然没指望了。乔弗里男爵于是死于忧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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