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鲁迅研究还是瞿秋白研究，大多在叙述他们的生平活动时讲故事一般地顺带提及此事，原因就在于人们一向不从媒介批评学的角度来审察该书的出版过程和意义。吴海民曾认为，这是鲁迅对新闻失实的揭露。①这个观点发现了鲁迅对媒介不良现象的批评，但只是点到为止，没有进一步地去深入探讨。真正开始认识到此书在媒介批评史上价值的是胡正强，他盛赞此书乃“中国新闻媒介批评史上的第一部专著”②。到目前为止，就笔者资料所及，也就仅此一篇谈到此书与媒介批评的关系。在目前对中国现代媒介批评史研究才刚刚起步的情况下，“第一”的说法尚有待商榷。但无论如何，《萧伯纳在上海》一书在中国现代媒介批评史上的确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关于这点，我们可以从《萧伯纳在上海》一书的编辑目的、编辑方法、鲁迅为此书亲撰的广告等方面来进行具体探讨。此书是鲁迅与瞿秋白合作而成，署鲁迅的笔名“乐雯”出版。鲁迅与瞿秋白是非常亲近的朋友，瞿秋白在很短的时间内编成《鲁迅杂感选集》，在序言中深入而详细地分析了鲁迅的思想演变过程及其杂文的特点，至今都仍是对鲁迅做出认真评价的经典著作之一。鲁迅对此非常感激，手书清代何瓦琴的集句“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条幅赠之。冯雪峰在《回忆鲁迅》中也说：“鲁迅对这篇《序言》是很看重和赞赏的，表示分析是对的，以前就没有这样批评过，鲁迅说话时候的态度是愉快的严肃的，而且是流露着深刻的感激的情意。”③从此事可以看出他们两人思想上的共通性。斯洛伐克学者玛利安·高利克认为，瞿秋白“在中国文学批评家中第一个起来探寻‘现实’的本质问题。因此，他的文学思想基本上与鲁迅的观点相接近”④。在20世纪30年代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他们思想上的接近性，让两人相互支持，合作编译了《铁流》、《解放了的堂·吉诃德》、《萧伯纳在上海》、《鲁迅杂感选集》、《引玉集》、《海上述林》等著作和集子，堪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学界认为此书的编辑目的有二：首先是因为当时瞿秋白住在上海，生活窘迫，鲁迅劝其编辑此书以弥补经济上的困顿；其次，可以保存社会各界因萧的到来而自曝其本来面目的事实。所以此书往往被界定为是“剪报”性质的书籍。方汉奇先生在1977年所写的《鲁迅的报刊活动和他的办报思想》中，也提到此书，把它称为“类似综合报道”①。应该说，这种定位并不确切。《萧伯纳在上海》一书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鲁迅和瞿秋白也有保存史料的目的，但如果我们也就仅仅把该书认定为是一种“剪报”，就未免低估了此书的传播学意义，也与该书的实际情形及体例相背。
究其编辑目的，上述这两方面的原因都确实存在，但却并不是最根本的原因。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中关于此书的编辑目的是这样说的：鲁迅和瞿秋白“痛感中国报刊报导太慢，萧又离去太快，可能转瞬即把这伟大讽刺作家来华情况从报刊上消失，为此，最好有人收集当天报刊的捧与骂，冷与热，把各方态度的文章剪辑下来，出成一书，以见同是一人，因立场不同则好坏随之而异地写照一番，对出版事业也可以刺激一下”②。此书《写在前面》中也这样说：“关于他的记载，就在中英俄日各报上，互相参差矛盾得出奇”，因此想把这“种种文件，收罗一些在这里，当作一面平面的镜子，在这里，可以看看真的萧伯纳和各种人物自己的原形”。③这才是他们编辑并出版该书的真正目的和原因。也就是说，鲁迅和瞿秋白编辑和出版该书的真正目的，乃是为了揭露各家报刊对同一采访对象，因立场不同而评价各异的做法，以此刺激出版事业，推动新闻出版事业的反省和进步。这种操作方式与手段，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媒介批评实无二致。因此，《萧伯纳在上海》是由鲁迅和瞿秋白共同编著的一本具有媒介批评性质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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