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文学（总第11期）》：
大车载着母亲颠了三天三夜，让她记忆犹深的，是有一天在途中投宿，赶车的大爷领着她走进一间茅草屋，正在烤火的女人白光一闪，吓得慌忙躲了起来，原来竟穷得没有穿裤子。吃饭的时候，男主人端出一碗黑糊糊的东西，一问，是头年采下来腌好的榆树叶。
母亲那年三十七岁，化名黄代芳去围场工作，但已是个老资格的共产党人了。她十七岁从事地下斗争，十八岁在加入国民党的同时加入共产党，二十岁在湘西参加红军并嫁给我父亲贺龙，二十六岁带着刚出生的我参加长征；1937年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她二十八岁，经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批准，被派去莫斯科共产国际党校工作和学习。当她1943年历经千辛万苦，从西伯利亚经新疆回到延安，妻子的位置已被人取代，日夜思念的孩子也杏无音信。当时，人们都以为她受不了这种打击，说不定会精神崩溃，会疯掉。但她的精神非但没有崩溃，没有疯，而且仍像一个战士那样站在她从前的队伍里。面对人们投来的目光，她淡然一笑，说，我是来革命的，又不是来嫁给某个人的。但母亲意识到此后的路必定荆棘丛生，坚决要求往前线走，往血泊中走。她想那么艰难的路都走过来了，那么多的同志都牺牲了，我这条命还有什么可珍惜的？
母亲来围场工作，最直接的原因，是热河省医院出现大批伤病员死亡事件。这家医院是从日伪手里接管而来的，许多伤病员莫名其妙地死亡，普遍怀疑有暗藏的敌人从中破坏。正担任冀热察辽军区政治部保卫科长的母亲闻讯去调查，没抓出暗藏的敌人，却发现医院条件简陋，人手紧张，管理非常混乱，轻伤员送进去被拖成了重伤员，重伤员送进去得不到有效治疗，只能眼睁睁死去。她还去医院后面的坟场看了看，看得她心惊肉跳。当时正值寒冬，坟场被厚厚的冰雪覆盖着，坚硬如铁，一锹铲下去火星四溅。由于墓坑挖得浅，尸体的掩埋草率从事，烈士们埋下去没几天就被野狗扒了出来，尸骨扔得到处都是，惨不忍睹。
从医院回军区的路上，母亲心情沉重，浮想联翩。她意识到省医院出现的问题，是因为形势发展得太快，地方特别缺干部，急需派人下去发动群众，做好支援部队的工作。否则，当激烈的战争到来，损失将不可设想。
当母亲申请脱下军装，要求去地方工作时，人们都以为她的脑子出了毛病。都知道她在大革命时期入党，又经过长征考验，还到苏联喝过洋墨水，这样的资历在党内军内都没有几个，谁敢让她轻易离开？所以，只好请部长亲自出面来挽留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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