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小时候：侯家路》：
我的父母，祖上三代都是上海人。三代以上，听说父系在浙江嘉兴，而嘉兴紧邻上海，就在上海的门口。
我的祖父早亡，我从来不曾听人说起过他。我见到的祖母，是一个盘发髻、裹小脚的农村老太太，这是江浙沪一带老辈农妇的典型形象。到了我的姑母这一辈，就基本上不裹小脚，也很少盘发髻了。我有两个伯父、一个姑母。姑母也是农妇，她和祖母都住在上海县一个叫周沈巷的村子里，它离徐家汇不远，随着都市的迅速扩展，早已不复存在。顾名思义，周姓在周沈巷是大姓，那么，那里应该是我的父系离开嘉兴后的定居之地吧。
长兄如父，因为抚养之恩，父亲对大伯父怀有很深的感情，往他家走动得最勤。但是，我比较怕大伯父，他不苟言笑，总是很严厉的样子。解放前夕，他靠做工积了一点钱，办了一个小印刷厂，阴差阳错地成了资本家，父亲常替他感到冤枉。我记得那个厂的情景：大伯父一家人住在闸北区一间窄小的房间里，在旁边搭了个棚屋，那就算是厂房了，有三架陈旧的印刷机和三个工人。公私合营后，工厂合并，印刷机尚未搬走，有一回，我的堂兄偷玩机器，差点儿被轧掉手指。那天父亲恰好带我去串门，我看见堂兄突然从棚屋里冲出来，脸色煞白，一只手紧捏另一只手，鲜血从指缝间流出，使我佩服的是他竟没有哭。
堂兄金德比我大五六岁。小男孩崇拜大男孩，我也是如此。他很早就戴了一副眼镜，这是我佩服他的又一个理由，我觉得他很有学问。我考入北京大学时，他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正临毕业。我们曾频繁地通了一阵信。他的信总是很厚，描绘大学生分配前夕的钩心斗角和复杂心态，讽刺味很浓，我誉之为果戈理笔法。
后来，与郭世英的交往和惊心动魄的x事件占据了我的心灵，我给他写信就少了，向他宣布：“生活尚且应付不过来，哪有工夫去回忆。”这使他十分惊讶，断言一个低年级大学生不可能有如此纷繁的生活。大学毕业后，他分配在江南造船厂工作，很快变得十分郁闷，不再有兴致通信了。
二伯父身材矮小，其貌不扬，却娶了一个美女。
也许因为参加过国民党，有历史问题，他一生潦倒，没有固定的职业，最后也在周沈巷安了家。我见过二伯母不多几面，即使在一个孩子的眼中，她的漂亮也非常醒目，人却老实，毫不倚色作态。在我的记忆中，她来去匆匆，不久就患乳房癌死了。后来二伯父续娶了一个粗壮的农村寡妇，即使在一个孩子的眼中，我也觉得如此大的反差难以接受。他的前妻留下了一群孩子，我很同情那个比我小两岁的堂妹秀华。她有点儿像她母亲，很懂事，可是未长大就要为农活和家务操劳了。
小时候，父亲带我走亲戚，除了大伯父家，去得多的是钱家塘，那里住着他的那个开穗盛米店的本家。
他少年当学徒时，老板应该待他不错，否则他不会对这个远亲这样有感情，隔些日子就去看望一下。米店不大，楼上住人，楼下是铺面和车间，角落的柜台后永远坐着一个戴老花镜的账房先生。我盼望到钱家塘做客，因为在那里可以吃到平时吃不到的糖果点心，还因为我喜欢那里的一个堂姐。米店老板有两个女儿，都比我大。
姐姐郁秀瘦弱苍白，黑眼圈，两颊突出，妹妹德秀却脸色红润，身体结实。也许因为姐姐人温柔，乐意陪我玩，在我眼中她楚楚动人。
我母亲一家曾经也在钱家塘居住，父亲在米店当学徒时，母亲和他相识，遂有了后来的姻缘和我的出生。
不过，从我记事起，我就只在乡下看见外公外婆了。
他们也住在周沈巷，是租房户，没有田地，不务农。听母亲说，外公以前在印刷厂当排字工，后来失业，才搬到了乡下。我不喜欢外公，对他敬而远之。在我的印象中，每次去乡下，总是看见他坐在一张红木桌前，一边不停地咳嗽吐痰，一边写毛笔字。见了我们，他不理睬，只是从老花镜片后抬起眼睛，严厉地盯我们一眼。
外婆则是典型的贤妻良母，脾气极好，我从没有见她生过气。她对我们非常溺爱，在老人中，我们和她最亲。
外婆生了十三个孩子，八个天折，只活下了母亲和四个舅舅。
四个舅舅中，大舅和三舅在上海，另两个很早去外地谋生了。大舅是汽车司机，他是长兄，可是对外公外婆的赡养不肯承担任何责任，母亲痛恨他的自私，早早和他断了来往，甚至在路上遇见也不理睬。和我家最亲的是三舅，他中年未婚，感情上把我家当成了自己的家。他是一个厚道人，见了我们只是憨憨地笑，话语不多。三舅也曾在穗盛米店做工，解放后入了党，当了一个单位的基层干部。母亲对她这个弟弟的婚事颇为操心。起先经人介绍，他谈过一个比他小十来岁的女人。
我见过那女人，皮肤光洁，身材矮小，走路时屁股扭动。母亲特别讨厌她，嫌她娇气而做作。她没有工作，为了给她治疗屁股上的一个大疖子，三舅花了不少钱，这也是母亲不满的一个原因。不过，据我观察，三舅自己是喜欢她的。最后，据说是由于她出身不好，组织上没有批准，婚事才告吹。若干年后，经母亲撮合，三舅娶了一个袜厂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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