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神话》：
这就把我们直接引向柏拉图对神话思想进行批判的核心。初看起来，柏拉图关于一般的希腊宗教的观点似乎并无独创之处。他所说的一切，自希腊哲学产生以来，就已被重复过多次。他只是简单地重述色诺芬的论点，即认为神妙的自然的基本品性在于它的美德与同一。①不过，他也增添了一个新的富有特色的性质。他坚持认为，人如果找不到一个真实的，更加充分的关于神灵的概念，他就不能希望赋予他自己的世界以秩序和规律。只要我们仍然以传统的方式来想象神灵，认为它们互相争斗，彼此欺诈，那么城邦的居民们将永远摆脱不了谬误。因为人所见到的神圣，仅仅是他自己生活的一个投影。反之亦然，我们在国家的本性中看到人的灵魂的本性：我们根据自己关于神灵的概念而构成我们的政治理想。一个事物包含并决定另一事物。对一个哲学家即国家的立法者来说，从这一点开始他的工作是极为重要的。柏拉图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用他所描述的最高知识，即“善的理念”来取代神话中的神灵。
上述思想说明了柏拉图的《理想国》最自相矛盾的特点之一。柏拉图对诗歌的攻击总是给他的批评家和注释者们设置了一块绊脚石。这种攻击不仅在事实和风格上，而且在位置上，都是奇怪的，异乎寻常的。不可能有任何一个现代作家会考虑把他对诗歌和艺术的异议来付诸对政治的研究。在这两个问题上，我们看不到有丝毫联系。但是，倘若我们能够注意到神话问题的联系，则上述两个问题的联系就较明显了。当然，我们不能把柏拉图看作诗歌的敌人，他是哲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他的许多对话录，如《斐多篇》、《宴饮篇》、《高尔吉亚篇》和《斐德诺篇》，就它们的艺术价值而论，并不逊色于伟大的希腊艺术作品。即使就《理想国》本身来说，柏拉图也常常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对荷马史诗的热爱与敬仰。不过，柏拉图在这里不再是作为个人来说话，他不让自己受个人偏爱的左右；他是作为一个评价和判断艺术的社会价值和教育价值的立法者来说话和思想的。苏格拉底与阿德曼特（Adeimantus）谈话时说：“你和我都不是诗人，而是城邦的建立者。作为建立者，亲自来著书立说并不是我们的职责。我们的职责是弄清主要的宗旨，以便让诗人们在创作他们的作品时有据可依，并且不允许他们超越一定的界限。”①那么，不允许诗人，无论是叙事诗人，抒情诗人，还是悲剧诗人，超越的那些界限是什么呢？柏拉图反对和拒斥的并不是诗歌本身，而是它的虚构功能。但是这二者无论是对他还是对其他希腊人来说都是不可分割的。早从远古时代起，诗人们就已经是真正的神话创造者了。正如希罗多德所说，荷马与赫西俄德已经创造了几代神灵。他们描绘了这些神灵的形态，区别了它们的职责和权力。②柏拉图的《理想国》在这里遇到了真正的危险。承认诗歌也就意味着承认神话，除非挫败所有的哲学努力并破坏柏拉图的国家学说的基础，否则神话是不可能得到承认的。但是，仅仅把诗人驱逐出理想国，哲学家的国家就能够防备那些敌对的、颠覆力量的侵害吗？柏拉图并没有完全禁止住神话故事，在对儿童教育的意义上，他甚至承认它们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它们必须受到严格的控制。从现在起，它们将由一个更高的“善的理念”的尺度来衡量。倘若这个理念是神性的根源和核心，那么神是罪恶的创造者这一概念也就变得荒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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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斯·伯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