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少卿，经济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曾任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民营企业研究中心。主要研究领域：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中国经济。学术论文主要发表在 “World Development”、“China & World Economy”、《金融研究》、《中国工业经济》、《世界经济与政治》、《经济学动态》、《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等国际国内期刊，出版著作包括：《走出发展的陷阱》、《基础设施投资：资金来源、投资效率与地方政府财政风险》、《经济转轨中的合同执行》和《供应链金融》等。

江飞涛，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市场与投资研究室副主任，助理研究员。

白雪洁，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

潘英丽,现为上海交通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研究基地潘英丽工作室首席专家，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上海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学、国际金融理论与政策。近期主要成果有：《国际金融中心：历史经验与未来中国》（2010，三卷本）、《十字路口的金融体系：国际经验与中国选择》（中英文国际论文集，主编之一，2013）、《国际货币体系未来变革与人民币国际化》（2014，三卷本）。1996年因为发展我国社会科学教育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2002-2011年担任中国海运集团公司专家委员会委员。2011年以来担任招商银行独立董事。

本书的主题，是近年来学术界讨论——甚至是争论——颇多的一个问题：产业政策。褒之者认为产业政策有效地弥补了市场失灵，有利于一个国家实现幼稚产业的成长和新兴产业的发展；贬之者认为产业政策是政府对市场机制的粗暴干预，扭曲了要素配置，降低了生产率。2016年，林毅夫和张维迎作为这两类观点的代表学者，在北京大学进行了一场公开辩论，然而，此后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似乎并没有取得明显共识。

本书主编整合了2017年12月在上海交通大学召开的以“重塑中国的产业政策”的开放论坛上来自全国各地从事经济学、政治学和经济政策研究的众多学者的研讨内容，从“从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解产业政策” “产业政策制定的程序与实施：国际比较” “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 “中国的产业政策：反思与前瞻” 四个专题梳理了中国产业政策的历史，探讨了新时代产业政策调整的理论和现实基础，并借鉴日本、美国和欧洲的产业政策经验，为中国重塑产业政策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建议。

2016 年林毅夫、张维迎两位教授在北大有一场引起了学界、产业界和政界广泛关注的产业政策讨论。我读了他们两位的讲演以后也做了一些研究。今天我把自己学习的收获跟诸位做一个交流。采取什么样的产业政策，关系到中国经济能否保持持续稳定的发展，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不过2016 年两位教授的讨论一开场主持人就点明，讨论的主题是“中国到底需不需要产业政策”。这样，讨论的重点就从产业政策本身移到了“要”还是“不要”产业政策上。参与讨论的两位教授对这个问题各自持有比较绝对的意见，一个说中国非常需要产业政策，一个说中国不能要产业政策。这使整个讨论变成一个无法证伪的“信念之争”，很难深入下去，也很难对实际工作提出什么建设性的意见。

为什么讨论陷入到这么一种困境呢？在我看来，关键就在于没有意识到，产业政策是有不同类型的。我们当前应当面对和研究的问题，不是全称肯定产业政策，或者全称否定产业政策，而是应当采取什么样的产业政策。或者像哈佛大学的罗德里克（D. Rodrik） 教授在《相同的经济学，不同的政策处方》一书里所说：一方面，“产业政策已死”是夸大之辞，实际上世界各国有越来越多的产业政策在发挥作用；另一方面，“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的产业政策，而是更好的产业政策。”

我就从这个问题谈起。不管是全称否定产业政策的论者，或者是全称肯定产业政策的论者，似乎都没有注意到，产业政策是有不同类型的。有些人心目中的产业政策，仅仅是中国在20 世纪80 年代从日本引进的那种产业政策，或者说，是日本在20 世纪50 年代和60 年代所采取的那种产业政策。其实那种产业政策只是产业政策多种类型中的一种，世界上并不是只有这样一种产业政策。

据考证，“产业政策”是日本人的发明。它由日本政府的通商产业省（简称通产省） 在1970年前后开始使用。不过早在20 世纪30 年代和40年代上半期的统制经济时代，这种政策的基本内容已经显出了雏形。到了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其在新的条件下得到了系统的运用。

战后初期的日本经济体制表现出两种不同的趋向。一种趋向是占领军当局要求否定日本战争时期的统制经济，实现自由化。在占领军当局的压力之下，日本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例如，解散了财阀集团，实现了价格自由化，颁布了反垄断法，加强了反卡特尔执法。这些措施的朝向是建立起自由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但是同时还有另外一种趋向，就是继承战争时期统制经济的一些遗产，由政府通过各种政策手段干预经济。在战后的日本，掌管产业政策的主管部门特别是通产省与掌管反垄断政策的公正交易委员会之间经常发生矛盾，甚至“双方长期扮演了互相为敌的角色”[2]16-17。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前一种趋向有所削弱，后一种趋向则有所加强。高柏1997 年写过一本书，题目是《经济意识形态与日本产业政策：1931-1965 年的发展主义》[3]，详细地论证了日本在20 世纪50-60 年代实行的产业政策，实际上延续了日本战时形成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的代表人物是一批很特别的人物。他们有着双重特色：一方面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另一方面是国家主义者，这本书比较客气地把他们叫做民族主义者，也有人把他们叫做军国主义者。由于当时马克思主义者不许在大学里面教书，有的人就退向书斋为政客们做一些政策研究工作，还有一些人到了东北，帮助关东军推行统制经济。战后，这些经济学家成为政府对经济干预政策的主要推手。比如日本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老朋友有泽广巳，就是战后初期日本产业政策的重要推动者。向重化工业倾斜的“倾斜生产方式”就是他们提出的。甚至“重化工业”这个除少数东亚国家不见使用的词语，也是他们创造出来的。总之，一是由于日本有在战时统制经济的这种遗产，二是在这样一批经济学家的助推下，日本20 世纪五六十年代采取了一系列后来被叫做“产业政策”的这一套政府干预经济的做法。战后初期的日本产业政策有两个主要的组成部分，一个是产业结构政策，另一个是产业组织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是它的产业结构政策。根据小宫隆太郎等在《日本产业政策》一书中的描述，产业结构政策这一概念意味着“政府为改变产业间资源配置和各种产业间私营企业的某种经营活动而采取的政策”[2]？。换句话说，就是运用财政、金融、外贸等政策工具和行政指导的手段，有选择地“促进某种产业或者某些产业的生产、投资、研究开发、现代化和产业改组而抑制其他产业同类活动的政策”。所以，这种产业政策后来被叫做“选择性的产业政策”或“差别化的产业政策”。产业组织政策，则是意味着扶植大企业，实现产业的集中化和众多小企业围绕大企业进行的“事业共同化”。不过在2016 年的那场讨论中，许多人没有注意到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产业政策还有别的选项，就是说，有其他类型的产业政策可供选择。只要读一下有关产业政策讨论的历史文献，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

第一篇 从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解产业政策 

第1章  产业政策供给方式：市场与政府协同互补——超越“二分法”的视角

第2章  企业合理化政策：中国产业政策的调整方向 

第3章  产业政策的目标:增强市场竞争秩序——基于政府——市场关系视角 

第4章  平台经济发展与政府监管——以支付平台为例  

第二篇 产业政策制定的程序与实施：国际比较 

第5章  中国产业政策的制定程序与组织机制  江飞涛、

第6章  日本产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案例与启示 

第7章  政策过程视角下的中国煤炭产业政策演化 

第8章  欧盟产业政策：发展历程与新动向 

第9章  从美国学派看后全球金融危机时代的美国产业政策 

第三篇 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 

第10章  强化竞争政策，推动经济增长 

第11章  新时期应把竞争政策竞争政策提到基础地位 

第12章  欧盟国家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关系：以德国为例 

第13章  产业政策何以增强市场竞争：针对中国的政策评估 

第四篇 中国的产业政策：反思与前瞻

第14章  中国的产业政策：不是存废，而是转型  

第15章  当前中国的产业政策 李晓萍、

第16章  新时代的产业政策必须服从竞争政策 

第17章  新经济与结构性产业政策的合理性和定位 

第18章  中国产能管制政策中的公平竞争问题 

第19章 资源配置效率视角下中国新兴产业政策效应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