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太玄》与魏初玄学
宋衷释《易》解《玄》，为魏初玄学发展中的重要一环。在解释思路上，他首开并重《易》《玄》之风，以《易》释《玄》。如注“交。阳交于阴，阴交于阳，物登明堂，矞矞皇皇”曰：“于七分息卦为泰，升阳在三，已出地上也。”①在解释方式上，发扬古文易学的义理阐释传统。这两点对汉末魏初学者有深刻影响，宋衷学传承分为三系：一系为李仁、李。《三国志·蜀书·李传》曰：“父仁，字德贤，与同县尹默俱游荆州，从司马徽、宋忠（衷） 等学。具传其业，又从默讲论义理、五经，……著古文《易》《尚书》《毛诗》《三礼》《左氏传》《太玄指归》，皆依准贾、马，异于郑玄，与王氏殊隔，初不见其所述，而意归多同。”一系为王肃。《三国志·魏书·王肃传》曰：“肃字子雍。年十八，从宋忠（衷）读《太玄》，而更为之解。”一系为王弼，其家学与荆州学派关系密切，刘表受学于同郡王畅（王粲的祖父），王弼祖父王凯与族兄王粲曾投奔刘表，王粲著有《荆州文学官志》，说明二人受荆州学影响很大。三系中，王肃、王弼一系的学术构建影响远大于李一系。
王肃是魏晋官方经学的代表，非常青睐古文经学的义理阐释，对融合今古文的经学大师郑玄也有批评。“郑氏学行五十载矣，自肃成童，始志于学而学郑氏学矣。然，寻文责实，考其上下，义理不安，违错者多，是以夺而易之”。其《本传》也曰：“肃善贾、马之学，而不好郑氏，采会同异，为《尚书》《诗》《论语》《三礼》《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传》，皆列于学官。” 王肃指责郑学“义理不安”，要“夺而易之”，其实是把郑学的今文说改为古文说。蒙文通曾曰：“子雍以前，古学尚牵合于今文，子雍而后皆一摈今文而不取，则古学之纯，又不可谓非南学之长也。” 王肃偏向古文学，体现为：一是对经典音义非常重视，曾作《周易音》《毛诗音》《三礼音》。二是注重“义理释《易》”。王应麟曰：“王肃注《易》十卷，今不传。其注‘噬干胏，得金矢’，曰：‘四体离阴卦，骨之象。骨在干肉，脯之象。金矢所以获野禽，故食之反得金矢。君子于味必思其毒，于利必备其难。’”从这条材料看，王肃先分析爻之象，后得出君子进退之理，与宋衷“义理释《易》”的解经思路一致。三是并重《易》《玄》，曾作《周易注》、扬子《太玄经注》七卷，都未曾保留下来，其具体内容也就无法得知，只能从其著作和学术渊源来推断，他是受了宋衷《易》《玄》并重学风的影响。
王弼作为汉魏古文易学的集大成者，其家学与荆州学派密切关联。汤用彤认为：“王弼之家学，上溯荆州，出于宋氏。夫宋氏重性与天道，辅嗣好玄理，其中演变应有相当之连系也。……张惠言说，王弼注《易》，祖述肃说，特去其比附爻象者。此推论若确，则由首称仲子，再传子雍，终有辅嗣，可谓一脉相传者也。”王弼上承宋衷学，其实是继承了自费直以来的古文易学的解释理路。王弼易学承传费氏学，中间环节则是郑玄。宋人石介曰：“王弼多取康成旧说，为之训解，今之《易》盖出于费直之学也。”（《周易义海撮要》）和王肃一样，王弼虽学郑玄但对其也有指正。李石曰：“王弼注《易》，刻木偶为郑玄像，见其所误辄呼
叱之。”王弼“呼叱”郑玄的当是今文易学部分，承继的则是古文易学的“义理释《易》”传统。具体表现为三点：
一是《易经》体例的“以传附经”。王弼使《易》在体例上“以传附经”，不算首创，而是沿袭了费直以来古文易学“以传解经” 的方式。费直把《彖传》《象传》《系辞》合为一目，前加“传”字，列在每卦本经之后，是以《彖》《象》附经。王弼“移《系辞》（《小象传》）上、下传附爻辞之下，每爻加‘《象》曰’，又移《文言》附‘乾’‘坤’，加‘《文言》曰’，而以《系辞》上、下传，施之《说卦》前后两篇”①。从吕氏所举“王弼易”的易例看，王弼还吸取了郑玄“合《彖传》《象传》于经，于《彖传》加‘《彖》曰’，于《象传》（《大象传》）加‘象曰’”（《古周易·郑康成易》）的体例。王弼的“以传附经” 在形式上比费直、郑玄更多地把与经紧密联结的“传”附在“经”后，更贴近“经传相合”的解释理路。
二是解释方式的“以理传《易》”。王弼解《易》扫象数、倡义理，如注“乾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时曰：“出潜离隐，故曰‘见龙’；处于地上，故曰‘在田’。德施周普，居中不偏，虽非君位，君之德也。初则不彰，三则‘乾乾’，四则‘或跃’，上则过亢。‘利见大人’，唯二、五焉。”②王弼杂用《象传》《文言》来释经，比费直“以传解经”更细致、更娴熟，体现了《传》不离《经》的简易原则。王炎曰：“焦延寿、京房、孟喜之徒遁入于小数，曲学无足深诮，而郑玄、虞翻之流穿凿附会，象既支离，理兹晦蚀，王弼承其后，遽弃象不论，后人乐其说之简且便也，故汉儒之学尽废而弼之注释独存于今。”这就反映了汉魏易学从象数学到义理学的变迁，王弼简而便的“以传解经”使易理得以彰显，在汉魏之际有倡导易学义理之风的功劳。
三是解释资源的“《易》《老》融合”。王弼易学在解释资源上吸取《老子》《庄子》，体现了融合儒道、融合《易》《老》、融合《易》《玄》的解释取向，由此奠定了魏晋玄学的思想基调。融合儒道在扬雄《太玄》中就有明显体现③，“观大《易》之损益，览老氏之倚伏” （《汉书·扬雄传》）。荆州学派则是融合《易》《玄》的先锋，宋衷又为《太玄》义理学的核心人物。所以，古文易学的解释资源由扬雄《太玄》的《易》《老》合说到宋衷的《易》《玄》合说，都对王弼融合《易》《老》解《易》产生了重要影响。汤用彤曾言：“易学关于天道，辅之以《太玄》，在汉末最为流行。马、郑而外，荆州宋衷、江东虞翻，北方荀爽，各不相同。……汉代旧《易》偏于象数，率以阴阳为家。魏晋新《易》渐趋纯理，遂常以《老》《庄》解《易》。”充分说明“以《老》《庄》解《易》” 的《易》义理学在魏初逐渐成为经学主导。
从费直至王弼的汉魏古文易学，偏重义理解《易》。章如愚曰：“三《易》同祖伏羲，而文王之《易》独以理传，五家同传《周易》，而费氏之学独以理传，马、王诸儒同释《易》之学，而王弼之注独以理传，然则明《易》之要在理而已矣。”《易》义理学发展至魏初，和象数易学相比，一直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费直、王弼堪称代表。而在这一阶段的扬雄及其《太玄》没有成为古文易学的典范，主要是因为扬雄处在两汉之际今文经学逐渐衰落、古文经学悄然兴起的时期，《太玄》以“作”的方式解《易》，自然是象数和义理并重，也参有今文易学的优秀成果，这也许就是它在易学史上难以划归为今文易学或古文易学、象数易学或义理易学的原因。但无法否认的是，扬雄在费直之后极力践行费直“义理释《易》”的古文易学解经方式，并融合《易》《老》，直接影响了汉末《易》义理学和《玄》义理学并重的荆州学派的形成，也对王弼“义理释《易》”的两大核心———“传不离经”的解释方式和《易》《老》融合的思想内容———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太玄》的易学史地位也因“义理释《易》”得以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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