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与整合
——中国艺术史研究与西方艺术史理论
■常宁生
摘 要 长期以来，西方艺术史学理论与方法体系能否与中国古代画学传统有机的结合
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本文考察近百年来中国艺术学学科发展和形成的过程中西方学术体系对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影响，考察中国传统画学理论向现代美术学的转型过程和不同阶段所出现的问题，以及西方学术话语体系与中国学术传统的交往与冲突中所出现的一些现象和问题。作者在比较和分析的基础上指出美术史研究必须走出并超越中西二元对立的迷障，完成中国美术史学科现代形态的转化与整合。
关键词 画学 艺术史学 方法论 整合
20世纪中国现代美术史学科在形成和发展中不断引入了西方近现代美术史的理论和方法。这些理论和方法的引入，一方面使中国古代传统的画学向着现代学科体系的转化成为可能，但另一方面，艺术史作为一门人文学科，不同民族的学术文化传统和研究客体又各不相同。因此，外来学术理论体系能否与中国美术学传统有机的结合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一些研究中国美术史的学者坚持认为中国传统画学已自成体系，西学体系很难有效地解决中国美术中的一些具体个案问题；[1]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在传统学术体系的封闭状态下美术史学研究很难有较大的实质性突破，中国美术学要想得到有意义的发展，就必须积极引入西方艺术史研究的方法和体系，并在大量译介西方艺术史学术著述的同时努力尝试将这些理论方法运用到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实例（具体个案材料）上来。长期以来，东方和西方、传统和现代、民族的和外来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一直在影响和控制着我们的学术研究的历史观和方法论。这些对立和冲突有时是潜在的，有时则是明显而激烈的。美术史研究作为一门现代学科，“其领域内的前提理论以及讨论方式都与传统所使用者具有相当大的差别，20世纪以来的美术史研究的中国学者都或多或少地感受到出于传统和来自于西方的双重压力”。[2]在当今越来越开放的学术环境下，中国美术史研究是否能够回避西方学术思想和话语体系的影响而独立地存在和发展？如何才能走出这种二元对立的模式，并确立现代形态的美术史研究学科体系，已成为中国当代美术学学科建设无法回避的问题。
本文旨在考察近百年来中国美术学学科发展和形成的过程中西方学术体系对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影响，考察中国传统画学理论向现代美术学的转型过程和不同阶段所出现的问题,以及西方学术话语体系与中国学术传统的交往与冲突中所出现的一些现象和问题。在比较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若干发展的设想和可能的方向。同时指出美术史研究必须走出并超越中西二元对立的迷障，完成中国美术史学科现代形态的转化与整合。
一、 中国传统的画学理论形成和特点
美术、美术史及美术学等概念在中国的引进和形成是二十世纪的学术现象。中国古代对绘画艺术的研究和论述一般以画学称之。画学之研究对象主要为中国古代绘画艺术，即对古代和当时的绘画现象，进行分析，抽象概括，并从中总结出画史、画法、画理、画论等方面的规律，用以指导作画与评画。自东晋顾恺之撰写《论画》、《魏晋胜流画赞》和《画云台山记》，以及唐代张彦远撰写《历代名画记》以来，中国历代画家和学人所撰画史、画论、画评、画录、画迹、画跋等画学文献古籍卷帙浩瀚。此外，还有大量的画学文献，散见于其他的古籍之中。仅根据1998年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谢巍先生所著的《中国画学著作考录》一书就收录了自汉代至清代的画学著作三千余种，这在世界历史中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堪与匹敌。
中国画学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一套自身独特的概念、话语和理论系统。而这个理论系统又是和中国传统的人文哲学思想和绘画实践密切相联系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画学理论是典型的农业社会及农耕文化的产物，因此基本上所追求的是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天人合一）审美理想和价值倾向，并且创造了大量画学专门术语和概念，如气韵生动、传神写照、迁想妙得、神仪在心、以形写神、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等等。中国古代传统画学著述虽有其特点，并自成体系，但相对来说更偏重于史料的价值，许多画学著述基本模式为“画论+画迹+品评”，而美术史学的意义则极为不足。[3]秦仲文先生在其《中国绘画学史?序论》中谈及传统画学著述时指出，“综观所有的文字，虽各有它们相当的功用和价值，但是缺乏用史学方法将历代绘画起源发展、演变程序作为系统有组织的叙述。”尽管中国书画理论源远流长，但是直到接受西方学术的正面影响之前，始终保持着“好事者而为之”的超然姿态，而未曾作为独立自足的学科来对待。大量有关书画艺术及其思维方式的真知灼见，不是散落在浩如烟海的随笔漫话，只言片语之间，就是混迹于印象性、点评式、随笔式和写意化的简单陈述之中。即便像《历代名画记》那样的专门著作，也依然偏重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心得志趣的阐发，而不作西方那种逻辑的思辨的、体系性的分析演绎[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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