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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战争，推动社会进步，还是阻碍社会发展？

　　穿越人性荒漠挑战人类历史的大悖论

　　《西方将主宰多久》作者潜心力作，横跨15 000年战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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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伊恩·莫里斯，全球著名历史学家、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和古典文学教授。中信出版集团2014年度致敬作者。已出版《西方将主宰多久》《文明的度量》等多部著作，得到学术界和读者的一致好评。其中，《西方将主宰多久》荣获《纽约时报》年度杰出图书、《经济学人》年度图书、国际笔会/福克纳奖图书、“益得书摘”国际图书奖、英国奥威尔图书奖（入围）、FT中文网年度荐书等，入选首期“解放书单”；《文明的度量》入选“中国大众好书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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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介绍

　　几万年来，战争一直被视作人类大的梦魇，但在这本《战争：从类人猿到机器人，文明的冲突和演变》罕见地融合了客观的学术研究和惊人的智慧的书中，《西方将主宰多久》的作者伊恩·莫里斯进行了颠覆性的思考，他向我们展示了令人不快但又无法否认的事实：从长期来看，尽管战争带来了杀戮和血腥，却使人类更安全、更富庶。

　　这本《战争：从类人猿到机器人，文明的冲突和演变》涵盖了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地理学、进化生物学，以及科技和军事知识，讲述了令人毛骨悚然却又引人入胜的战争故事，历数从类人猿到机器人的15 000年的争斗和暴力，从原始社会到古代文明，再到“美利坚帝国”。莫里斯犀利地指出在石器时代，人们生活在争斗不休的小社会中，有1/10甚至1/5的可能会死于暴力。与之相反，在20世纪，尽管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等大小战乱，每100个人却只有不到1个人死于暴力。这都是因为战争，也只有战争打造出的利维坦式的大型中央集权国家，才能够确保稳定，从而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富庶。

　　这本书对15 000年人类战争史的研究更表明，接下来的半个世纪将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危险的时期。如果我们可以度过这一阶段，那么自古以来一直存在的终结战争的梦想或许就可以实现。但莫里斯认为，要想知道战争接下来会把我们带向何方，必须先明了战争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本《战争：从类人猿到机器人，文明的冲突和演变》无疑将永远改变我们看待战争的方式，并改变我们在未来应对冲突的选择。对于那些认为战争是普世灾难的人来说，这本书将改变他们看待历史的角度；而对于每一个参与战争与和平的事业，或是在任何一方面会影响人类命运走向的人，都应当读读这本《战争：从类人猿到机器人，文明的冲突和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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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该书能够提供一个我们澄清自己的反战理由的机会，或者看清自己隐蔽的好战“理由”的“缘故”。研究战争的文献卷帙浩繁，但这本书将以其独特的观点与方法，成为其中一部新颖的杰作。

　　——何怀宏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也许你认为，你已经了解了在过去15 000年中所有大陆上所有民族的历史。即便如此，你仍将从这本发人深省的书中得到全新的视角。凭借本书和此前的《西方将主宰多久》，伊恩·莫里斯使他自己成了用有趣而易于理解的语言诠释大历史方面的领路人。

　　——贾雷德·戴蒙德普利策奖得主、《昨日之前的世界》《枪炮、病菌与钢铁》作者

　　战争是现代文明中我们所珍视的一切事物的对立面，这是一个罕见的在文明社会几乎没有人胆敢反驳的观点，除了伊恩·莫里斯。这部令人愉悦、内容广博而发人深省的书籍挑战了我们的一些核心信仰。莫里斯颇具说服力地指出，战争绝不是人类文明的对立面，反而是人类文明的主要部分，而且战争还将继续书写人类的历史。这本书将让你感到惊讶、获得启发、收获愉悦，更重要的是，挑战你的常识。

　　——达龙·阿西莫格鲁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克拉克奖得主

　　（这本书）行文保持节奏完美，内容丰富，遣词流畅，幽默感横溢……真是一本绝妙好书。

　　——《华尔街日报》

　　莫里斯的作品非同寻常……他比他的大多数同行都更有智慧，也更谦虚；他的目光更敏锐，能区分开事实真相和趣闻逸事，且从不得意扬扬地说大话……清晰、准确、反直觉，读他的书总是让人备感愉悦。”

　　——《星期日泰晤士报》

　　这本书的内容令人不安，而又充满革新性。这本书必读。

　　——《科克斯书评》

　　一部雄心勃勃、划时代的著作，研究广阔时空中的暴力……精彩、刺激，让那些对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和未来感兴趣的读者欲罢不能。

　　——《出版人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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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摘

　　战争与永久的和平

　　“1793年，一个新的力量出现，打破了所有的幻想。突然之间，战争变成了人民参与的事业。”

　　在亲历了这一切的克劳塞维茨看来，这才是 18世纪末的真正遗产。1787年，美国的开国之父们以 “我们人民”作为其宪法草案的开篇词，并非是随意为之的：正是武装了的人民，而非拿薪饷的职业军人或是雇佣兵在独立战争中站出来反对英国人。美国的革命者们缺少资金和组织，无力为军队支付薪饷，只能靠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征召军队，并且率领他们围着死板而缓慢的职业军队绕圈子。在开放的市场和政治之外，开放的秩序现在又带来了有人民的力量参与其中的开放的战争。一场新的军事革命开始了。

　　起初，人们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尽管他们本应想到。许多欧洲观察家们坚持认为，美国独立战争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他们认为，战争中的美国人根本不是一股团结一致的力量，而仅仅是一盘散沙：如果不是法国和西班牙的舰队以及冯·施托伊本 —一位来自德意志的军官，他将大陆军训练得更接近于职业军队—参与进来，美国人很可能会输掉这场战争。

　　即便在欧洲人意识到美国人进行了一场新颖的人民战争之后，他们也对此不以为意。他们认为，独立战争后的美国军队简直微不足道。一直到 1791年，以寡敌众的迈阿密印第安人还在沃巴什河的上游附近歼灭了一支美国军队。印第安人杀死了 600名白人士兵，并且把土塞进他们的嘴里，以满足他们对土地的贪婪。很多欧洲人认为，如果这就是人民战争的结果，那么不要也罢。

　　美国独立战争真正给欧洲人留下印象的，并非他们进行战争的方式，而是这个新兴的共和国发布的关于超越战争的声明。就连比大多数美国人都更称得上知兵的乔治·华盛顿也对法国记者说 “是让骑士精神和疯狂的英雄主义精神终结的时代了”，因为 “商业为人们带来的好处将取代战争和征服……就像《圣经》中所说，‘列国再也不学习战事 ’”。

　　在 18世纪 90年代中期，欧洲的文学沙龙中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就是有关世界和平的提议，其中很多都受到了美国人的启迪。不过，最具影响力的还要属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的小册子《永久和平论》（Perpetual Peace）。康德或许是欧洲最为著名的哲学家，他既以其出色而广受争论的专著而闻名［就连其他的哲学家起初也觉得他长达800页的《纯粹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晦涩难懂］，也以其严谨的生活方式而著称（他餐后都会大笑：并非因为他喜欢笑，而是这样有助于消化）。不过，《永久和平论》既不庞杂，也不严厉，康德甚至在其开篇还开了个小玩笑：他说，这篇文章的题目取自“荷兰一家旅店标识上的讽刺文字，那标识上画了一处公墓”。

　　除了黑色幽默之外，康德指出永久的和平在当前就有实现的可能。他认为，原因在于开放的共和国比封闭的君主国更善于经营商业。“如果进行战争需要得到公民的同意”，就像在共和国里那样，那么“公民们很可能会对进行这样不高明的赌博持谨慎态度”。而一旦共和国弃绝了战争，那么每个国家“都可能，也应当为其自身的安全考虑而要求其他国家一起加入一个类似于公民组织的组织之中，因为在这样的组织中，每一个国家的安全都可以得到保证。如此就形成了国家联盟”。这样一来，就再也不会有战争了。

　　直至今日，《永久和平论》仍然颇具影响力，经常在大学的课堂上被要求阅读（有时候同《萨摩亚人的成年》一道）。但就在它问世的 1795年，其中的一些观点就已经很显然是错误的。共和主义非但没有带来永久的和平，反而把欧洲推入了战争之中。

　　事情的诱因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六为了削弱英国，而给予美国革命者异常慷慨的军事援助，这简直是整18世纪最具讽刺性的事件之一。路易十六为此大量举债，到了 1789年，他已经无法支付借款产生的利息了。他试图增税，结果引发了纳税人的反感，这种反感很快演变成了暴力行为。革命者逮捕了国王和他的妻子玛丽·安托瓦内特，并在不久后将他们送上了断头台。前前后后在断头台上送命的法国人还有16 592人。

　　惶恐的欧洲大国组成了一个强大的同盟，以图恢复局势。1793年，法国革命者们突然感到恐惧，于是发动了一场威力超乎克劳塞维茨想象的人民战争。“整个国家都投入其中，”克劳塞维茨说道，“只要是有用的资源，都被投入战争之中；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止战争的发生。”100万法国人就此加入了战争。

　　康德认为，共和国的公民们对进行战争这种不高明的赌博会持谨慎态度。在这点上他可能说得不错，但一旦公民们决定发动战争，他们就会带着一种在职业军人身上鲜见的暴力的狂热参加战争。在美国独立战争之中，除了在南北卡罗来纳两州进行的大战之外，罕有什么激烈的大战。而在法国革命战争中，人们却带着一种狂热的正义感投入其中，并把矛头直指战争中的敌人。一位法国军官在1794年写给他姐妹的信中写道：“我们带去了火焰和死亡，一名志愿兵亲手杀死了3名妇女。这无疑是暴行，但为了共和国的安全我们不得不这样做。”

　　在那一年，革命军把25万乡下人当作反革命分子杀掉了。他们嫌枪决和断头台处决的效率太低，干脆把平民绑在一起丢进河里。“卢瓦尔河变成了一条革命的河流，”指挥官揶揄道，“本着人道主义的原则，我将这些恶魔从自由的土地上清除了出去。”

　　不过，当革命者面对训练有素的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军队时，他们遇到了麻烦；在美国革命者最初面对英军和效忠英国的黑森雇佣军的时候，他们也曾遭遇同样的窘境。法国的人民军队人数众多，纪律涣散，指挥乏力，特别是在他们将那些反动军官都斩首或驱逐出境之后。拯救法军的是出色的炮兵部队，因为炮兵部队保留了那些非贵族出身、在革命爆发前就在军中服役的军官们。1796年，这些炮兵军官中的一个 —个头矮小、喜欢争吵、来自外省的拿破仑·波拿巴—找到了将人民军队变为胜利之师的方法。

　　革命者们声称：“我们不需要策略，不需要战术，只需要火、铁和爱国精神。”而拿破仑的天才之处在于他将口号变成了现实。拿破仑的部队抛弃了经常拖住职业军队后腿的补给线，转而在所经之处购买或是抢夺他们需要的资源。 17世纪以来，就再也没有人这样做过了，因为军队的规模已经太大，无法在行军沿途经过的农场中弄到足够的物资。但拿破仑将自己的部队分解成兵团和建制更小的师，让他们分别沿一条路线独自行军。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每一个兵团或师也可以独立作战，但拿破仑的胜利秘诀是，各支部队要迅速聚集到遭遇敌人的地点，从而可以集中兵力作战。

　　在战场上，拿破仑采取了相同的策略。他的士兵无法像传统的职业军人那样完美地运用复杂的线性战术，因此他也不要求他们做到这点。相反，成群的散兵会狙击敌人整齐的队列，而大群的法国步兵则在密集枪炮的掩护下排着参差的队列前进。一旦接近敌军，法军阵列就会分散为混乱的战线，对敌军进行齐射，用人数的优势弥补准确度的不足；法军也可能会继续前进，举着固定好的刺刀冲入敌阵。敌人的职业军队也经常会在法军的冲锋下丢下火枪逃走。

　　就在康德写作《永久和平论》的时期，法国人的人民战争的目标正在不经意地由保卫革命果实演变成了扩大革命成果。 1796年，拿破仑席卷了意大利北部； 1798年，他入侵了埃及； 1800年 12月，法军打到了距离维也纳不到50英里的地方；1807年，也就是康德去世后三年，拿破仑占领了康德的家乡柯尼斯堡。

　　欧洲的人民战争的方式与美国的截然不同。在英国人于1781年于约克镇投降后，美国人便铸剑为犁。将军们都回到了自家的农场，而杰斐逊和他的同道中人则顽固地抗拒着中央集权、税收、国债、常备军以及利维坦常用的其他工具。

　　对一些美国人来说，这意味着他们与那些腐朽的欧洲人截然不同。而实际上，美国在遇到危险时（比如在 18世纪末，当美国人担心法国人可能入侵时）也回到了利维坦的道路上。因此，美国与欧洲的真正区别可能只是政治地理上的区别。在1781年之后，美国的存在几乎不会面临任何威胁。因此，美国人可以只维持很弱小的军事力量，甚至开始讨论他们究竟是否需要一个利维坦。与此相反，欧洲国家的周遭都是虎视眈眈的邻国。一点点儿的劣势可能就会导致致命的后果，为了生存，共和国也必须像君主国一样拼命战斗。

　　在美洲和欧洲，爱国热忱的勃发都是开放秩序兴起的一部分。不过，拿破仑发现，人民战争并非必须伴随着共和制度，从而使欧洲的人民战争与美国的人民战争进一步分道扬镳。 1799年一场静悄悄的政变让拿破仑成了法国实际上的君主。1804年，拿破仑公开加冕称帝。自此，法国大军的战争目标就变成了旧式的帝国扩张。乔治 ·华盛顿相信，商业让战争变得不再必要，而拿破仑却不这么认为。事实上，从 1806年开始，拿破仑开始试图做一件截然相反的事情，即利用战争控制商业。他要求被打败的敌人加入 “大陆封锁体系 ”，即对英国展开贸易禁运，将其逐出欧洲市场，从而让英国破产。

　　经过了将近 10年的战争（其中包括欧洲历史上一些规模最大的战役，例如1813年有 60万人参战的莱比锡战役），事实证明拿破仑是错的。如果要想靠战争制约商业，唯一可行的方法是用法国的舰队取得制海权，从而终结英国的贸易。但由于贸易的利润十分可观，比起法国人，英国总是能造出更多更好的船只，训练出更多更好的水手。拿破仑在海上的努力徒劳无功。由于英国的全球贸易依然可以进行，欧洲人很快发现，他们对英国贸易的依赖程度要高于英国对他们的依赖程度。一个又一个的国家开始想方设法绕开“大陆封锁体系 ”，继续在英格兰的市场中进行贸易。

　　拿破仑为了推行“大陆封锁体系”而进行的战争很快超越了人民战争的顶点。从 1799年开始，他证明了他可以利用人民战争将自己送上皇帝的宝座，但是现在，欧洲那些立国更久的君主们学会了用同样的方式将他赶下皇位。 1808年，拿破仑占领了西班牙，以使西班牙留在 “大陆封锁体系 ”之中。随后，他就陷入了全民起义的泥潭之中（见图 4 – 6）。英国正规军支援着西班牙起义军在接下来的6年中拖住了数十万法军。

　　拿破仑的厄运还没有结束。依旧是为了维护 “大陆封锁体系 ”，拿破仑又入侵了俄国（我们在第三章中提到过，正是这一事件让克劳塞维茨提出了顶点理论。在他的祖国普鲁士向法国屈服之后，克劳塞维茨于 1812年作为志愿者加入俄军。他意识到，自己的这种反法情绪以及其他更激烈的反应，正是拿破仑自己一手制造出来的：拿破仑走得太远了）。形势很快发生了逆转。在拿破仑占领莫斯科的短短两年之后，俄国人就进入了巴黎，放逐了拿破仑。但随后，形势再次发生了逆转。

　　1815年，在戏剧性的 100天之内，拿破仑先是突然回到法国，再次召集起一支军队，随后险些在滑铁卢击败了英国人。再次失败之后，拿破仑被放逐到了更加遥远的地方。

　　面对拿破仑那旧式的军国主义和时髦的人民战争的结合体的挑战，英国这个新式的、开放的贸易帝国取得了胜利。到拿破仑于 1821年去世时（有人说英国人下毒加速了他的死亡），英国已经如同一个巨人俯瞰着这个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世界警察 ”的身份开始给英国带来好处：用英国战舰监管航道确实要产生成本，但这笔钱花的值得，因为从 1781~1821年，英国的出口额增加了两倍，英国的工人也成了这个星球上产出最高的工人。

　　英国正在变成一个前所未见的国度，同时也解决了一个前所未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