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味的历史：从两周贵族到汉魏文人》：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儒家学说完全是无用的，也并不意味着这一学说就是复古主义的陈词滥调。事实上，儒家学说并不是“周文”的翻版或遗存，它是一种新的学说，同样蕴涵着新的时代精神。儒学的“新”与其说像以往论者所说的那样是表现在为周人的“礼”注入了“仁”的内涵，不如说主要表现在新的社会知识阶层的身份认同上。春秋战国之际的文化学术与西周至春秋中期的文化学术的根本差异在于二者有着完全不同的言说者主体：前者是新兴的士人阶层，后者是有教养的贵族阶层。尽管儒家思想家，特别是孔子，对以往贵族阶层的文采风流艳羡不已，并且在自己的人格理想中融进了太多的贵族文化因素，但是儒家毕竟是新兴的士人阶层的思想代表，因此承担着塑造自身身份的历史重任。于是儒学就成为新兴士人阶层身份认同的话语表征。在儒家的话语系统中，“士”和“君子”是代表其人格理想的最主要词语，如何做一个“士”，做一个“君子”是儒家念兹在兹的大事。在先秦诸子之中，再没有哪个学派像儒家这样关注自身的身份了。这是因为儒家代表了新兴士人阶层中最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一批人，他们为自身设计的政治理想与政治策略要求其在人格理想方面必须有突出表现。事实上，儒家是把人格的自我改造、自我提升设定为实现一切政治理想逻辑的前提了。因此对于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能够成为什么样的人都有着强烈的追问兴趣。在儒家看来，只要做人的问题解决了，其他的事情也都会迎刃而解。关于做人的思考——既体现了儒家的人格理想，体现了他们所代表的士人阶层的身份意识，又是其政治策略，是其实现政治理想与社会理想的必要手段。因此尽管表面上儒家，特别是孔子，对“周文”礼敬有加，似乎是必欲恢复周礼而后快，实际上孔子对人的价值、人的道德自觉性、高尚的人格理想，特别是士入主体精神的重视与高扬，在根本上是对贵族等级制的破坏与冲击，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汉学家顾立雅才认为对于周代贵族“世卿世禄”政治制度的崩溃，“孔子的贡献大于任何人”。另外，从知识论或者思维方式角度看，孔子标举“道”作为自己学说的核心概念，使得思想学术获得了对政治权力的相对独立性，从而为后世儒者的全部言说提供了一个逻辑起点与合法性依据，这也是对以“政教合一”为特征的“周文”传统的突破，是孔子为代表的士大夫言说与昔日的贵族言说的根本性区别之一。
那么在这样一个逻辑链条中，“周文”究竟占据怎样的位置呢？可以说，贵族教养正是儒家人格理想最主要的依据。这里的区别在于：对于周代贵族来说，他们的行为举止、道德规范都是被“礼”所规定的，在他们心中最重要的两个价值范畴，一个是“德”，一个是“敬”；“德”即是所作所为符合“礼”的规定，“敬”即是时时提醒自己依“礼”而行。符合上天意志的“礼”就是周代贵族最终的价值根据，内在的道德规范即来自于外在之礼的强制性规定。而对于儒家来说则不然，在他们的时代已经没有一个法定的、既有的“礼”的规范系统存在了，因此道德规范完全靠自觉。这就是儒家时时刻刻不忘记人格修养的原因所在。于是周代贵族被“礼”所规定的行为方式就成了儒家自觉追求的人格理想——无过无不及的中庸之道、温柔敦厚的精神气象、中规中矩的身份意识以及对上级的绝对忠诚，对下属的爱护与诚信等等，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仁”，也就是儒家弘扬和恪守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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