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对地主阶级的敌视，表现了矛盾的斗争性，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精神胜利法”，以及敌对阶级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又反映了矛盾的同一性。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阿Q“精神胜利法”的共性，就是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性中的一个重要成分。
又是民族性，又是阶级性，又是社会性，典型的共性岂不是固定不了吗？是这样的。这是由事物范围的无限性和事物发生的无限性所决定的。在一定场合是共性的东西，在另一场合不一定是共性的。例如，对于阶级斗争在阶级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共性来讲，甲午海战的中日民族斗争，表现为个性的东西。而在甲午海战的特定时期内，邓世昌与日寇的矛盾，渔民、水兵与日寇的矛盾，中国封建帝王与日寇的矛盾，中华民族与日本侵略者的斗争，成为了共性的东西。既然共性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僵死概念，也就不应该把典型的共性死死定在阶级性上。
共性都是相对个性而言的。说邓世昌这一典型的共性是民族性，是相对于当时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抗击日寇的民族斗争而言的，不是相对于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而言，也不是相对于邓世昌的阶级属性而言。说岳飞是民族英雄，与说岳飞是统治阶级一员，不能搅在一起。谁能因为民族英雄岳飞有其自己的阶级属性，就把他叫成阶级英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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