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虽然有过多种以“外国文论在中国”（在高校，多半是“西方文论在中国”）的接受为主题的研究，但从“核心话语”这一深层来切入，追求两个维度上的深化——既对外国文论“核心话语”之原点内涵原初语境加以深度清理，又对这些外来的学说思想在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话语实践中的正负效应与现实问题加以深度反思——这样一种跨文化的文学理论研究，尚有空间。
有必要继续直面今日文学理论已然在跨文化这一现实，而坚持在“跨文化的文学理论研究”这一路向上持续稳健扎实地推进。
有必要继续面对国外文学研究与国内文学研究这两种话语实践之现实：既要有大胸襟大眼界而善于开放，多方位地放眼国外文论的多种形态，又要有责任心有使命感而敢于担当，执着地立足国内文论的当下生态，有针对性地反思关键性核心问题，有开创性地构筑有现实需求的平台，有引领性地守护良好的问学风气，以期积极有效地介入当代中国的文学研究，参与当代中国的文学理论建设，投身当代中国的人文建设。
外国文论的“核心话语”，堪称积淀着丰富的文学理论生命信息的大分子。对一些核心话语的深度清理与反思，有可能使我们超越多年来的研究实践中已然习惯了的以思潮更替为模板、唯主义新旧是瞻的思维定式，而聚焦于牵一发便动全身的核心问题，而有可能抵达文学理论研究基本视界之考量，甚或进入文学理论主要范式之探究。
当前尤其有必要瞄定在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话语实践中已经发生较大影响、已然留下较深印迹，但由于种种缘故国内学界对之依然是“若明若暗”的若干位外国文学理论大家（譬如，苏联的巴赫金、法国的巴尔特、英国的伊格尔顿、德国的伊瑟尔、美国的詹姆逊、意大利的埃科）的核心话语（譬如，“对话”、“狂欢”、“作品”、“文本”、“作为意识形态话语生产的文学”、“作为文化政治实践的批评”、“文学作品的艺术极与审美极”、“文本的召唤结构”、“辩证批评”、“政治无意识”、“开放的作品”、“过度诠释”，等等）展开比较精细而到位的清理，针对当代中国学界对这些大家名说的解读与接受过程中的实绩与问题，展开比较精准而有深度的反思。
当前尤其有必要以多方位而开阔的观照视野，聚焦于以挑战性与批判激情著称、以原创性与问题意识名世、思想理论含量大的个案之开掘，而勘探潜隐在深层的但又是文学理论建设中基础性与前沿性的问题。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