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机构转型的时代
国家的削弱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强产生了更为直接的结果。建立国家的最初目的不外乎是利益保护，人们需要城墙与壕沟来“提高整体福利”。随着多边的贸易协定要求各国取消进口替代的法规，而国际金融机构又要求其成员国做出“结构性的调整”，医疗健康与教育不再是各国政府提供的统一性福利。机构私有化和公共机构为了私人目的重新定位成了不成文的规定。甚至诸如医学这样的职业都成了追求利润的组织机构的人力资源的源泉。压力之下，以前盛载公益的容器开始变形、漏水。
结果是更加严重的不平等，这不仅仅表现在收入和资本方面，而且反映在生存方式上。某些高质量产品的厂家因其服务对象的要求受到了市场合理化的保护。意大利锡耶纳城外山区初榨橄榄油生产者也许并非最有效率，但是他们能够通过抬高价格而收回成本。法国高级木器细木工在曼哈顿或贝弗利山庄可以得到佣金不菲的酬劳，而北卡罗来纳的木工却因为海外更为廉价的劳力而失去了饭碗。高技术的、专门为一小部分顾客生产的稀有物品得到青睐，而市场提供的低档次产品却是由处境更为糟糕的工人拼凑而成的。许多工作被转移到了国外，或者“降低技术含量”，遭到损失的国家的唯一反应是制定保护法规。但是，由于同国际贸易的规则相抵触，成功的可能性甚微。效率决定结果。生活里的大部分好东西都不会是高效率的。当你与同处一地的竞争者竞争，如果他是通过大规模的经济获利，并且总在试图扩大市场份额，那么，你必须要警惕。
学术界存在着同样的力量。预算的压力和为自己的研究买单的要求加剧了精英机构与更为实用的服务型机构之间的差距。尽管阿伦·布卢姆、塞缪尔·亨廷顿和赛伊德·库特在努力，还是几乎无人相信战争是“为了两尊破碎的雕像，／还有几千本破旧的书籍”。曾经是大学核心的语言、文学和文化系，现在却成了预算的障碍，因为它们要求人事上的高投入，其产出却很少能立即市场化（不管是产品还是人都一样）。如果大学看不到长期投资的回报，他们就用承包的方式解决职员和技术人员的问题：这些系通过“外部采购”聘请了许多兼职者和不打算走终身教授常规路的讲师。①因此那些能承担起昂贵时装的机构和那些只能从血汗工厂②买衣服的机构的差距在加大。技术的中间区域消失了。
我们的对策主要是试图在残酷的市场中尽可能地进行保护工作：例如支持中世纪俄国研究，或者西班牙黄金时期十四行诗研究。但是这种努力也许仅仅是延迟或者错置损失而已。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