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的缪斯：当代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台湾“原住民运动”，通过一连串的街头抗争和文字发声，逐渐让岛内主流社会了解到台湾少数民族的生存困境，同时也逐步增强了台湾少数民族的权利意识，台湾少数民族的政治诉求也在抗争中取得了阶段性地实现。80年代末期以后，随着岛内政治环境和“原住民运动”的发展变化，一些运动的领导者进入到政治体制之内，他们通过“问政”的方式进行利益诉求，改变了台湾少数民族单一的街头抗争模式，“原住民运动”也由此转入到“运用关键少数，以小博大时期”。而这导致了“原住民运动”在斗争方式和斗争策略上形成了“议会路线”和街头运动的纷争。同时，曾经与“原运”组织结成战略伙伴关系的民进党执政后，致使“原运”组织顿时失去了批判和战斗的对象，在缺失斗争对象的环境中，“原运”组织的功能逐步弱化，作为“原住民运动”重要一环的文学运动也因此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虽然轰轰烈烈的民族运动旗帜是鲜明的，理想是高远的，但是现实中其斗争的方式和斗争的方向却又充满着无奈与惶惑。台邦·撒沙勒认为：“1983年5月，40年来第一个原住民反对声音《高山青》，终于突破重重阻碍，创刊问世。经过八年努力，《高山青》当年大声疾呼‘重建民族尊严’的诉求，已然成为当今原住民各界一致奋斗的目标。然而，长期以来政治挂帅的结果，导致原住民知青对原运抗争本质与内涵疏于深耕，使得原住民运动流于激情呐喊、自我迷恋。因此‘民族尊严’的意义仅仅停顿在抗议、游行的粗糙阶段，对于更深层的文化自觉、历史反省、民族人格的还原还离得很远。我们可以看出现阶段的原运是如此的肤浅、矫情，充其量只是博取大众廉价的同情罢了。”20世纪90年代之后，台湾少数民族作家曾就民族文学书写的发声位置、发声内容进行过争论。
随着台湾少数民族都市街头运动的疲软，以及1988年之后少数民族“文化部落主义”思潮的兴起，台湾少数民族一些作家意识到“真正的原住民运动应该回归部落，重建部落的文化体系，才能创造出充满自信的主体认同”（台邦·撒沙勒）。或出于对民族文化的关怀，或出于寻找最适切的书写位置，或为了文学的重新再出发，一批作家如奥威尼·卡露斯盎、台邦·撒沙勒、丽依京·尤玛、夏曼·蓝波安、瓦历斯·诺干、利革拉乐·阿妈、霍斯陆曼·伐伐、启明·拉瓦、亚荣隆·撒可努等人开始陆续返乡，这股回乡的热潮引发了台湾少数民族“新部落运动”，也掀起了民族文学创作的又一高潮。因此，20世纪90年代以后台湾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实际上形成了部落与都市两个中心和两股力量。尽管一些作家如孙大川等人依然坚守城市的位置，但他们也对民族文化和民族“运动”进行了深刻反思，在意识到“纯粹、真实”的原乡精神已发生变迁，部落传统文化面临生死一线之后，他们也在文字中一次次地进行着精神和心灵的返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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