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精英文化是对既有的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的怀疑和挑战，以便从现状中解脱出来，精英小说所侧重描述的是变动国家社会中的“人怎样做”。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是对既有的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的尊重和服从，中国通俗小说所侧重描述的是国家社会变动中的“怎样做人”。精忠爱国和修己独慎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两大原则。精忠爱国是“大节”，要求对国家和民族的热爱，要求对时事政治的关心，这与任何民族的主流意识形态都相一致。修己独慎是“小节”，要求自我的行为规范，要求民众不断地调整自我以适应时事政治的变动。中国通俗小说的文化品质也就是在既有的社会体制和文化体制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域外小说中人物的生活经历不管如何坎坷，也不管事业成功与否，令人尊敬的一定是传统行为道德的笃行者；冯治的《中国三大村》中的禹作敏和吴仁宝都是农民致富的带头人，但是禹作敏不会“做人”，私性膨胀到与制度挑战，他只能失败，而吴仁宝克己奉公，成为了现有农村政策的成功实践者；陆天明、周梅森等小说中的那些贪官在生活中一定是道德败坏者；文化小说中的那些人物的行为不管怎样叛逆，最后的是非评判一定是中国传统的道德规范。道德健全者人生一定圆满，好人一定战胜坏人，正义一定战胜邪恶，有情人终成眷属，无论社会如何变动、翻新，无论人生多么曲折、坎坷，无论人生遭遇是多么凄惨、不幸，本分地做人一定有圆满的结局。通俗小说的这些文化品质1949年以前在主导“世界主义”的新文化氛围内受到激烈的批判，被斥之为“封建”和“落后”，通俗小说也被斥之为“瞒”和“骗”的文学。但是当代主流意识形态强调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调的是“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举，通俗小说在价值取向上与当代主流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重叠在一起，于是不管通俗小说表现的事情多么敏感，反映的问题多么尖锐，也都有存在的理由和存在的空间。通俗小说与主流意识形态不是没有矛盾，但是，通俗小说作家特别善于趋避，他们从来不愿意与主流意识形态发生直接对抗，常常是在过程中批评，在结尾处称颂。最典型的例子是官场反腐小说。这类小说描述的是当今社会最敏感的话题，小说不管怎样批评现有体制的弊病，不管怎样揭露和讽刺那些贪官污吏，但是最后问题的解决一定是清官战胜了贪官。难道通俗小说作家就不知道这条“光明的尾巴”影响了小说的深度？这是一种模式化的结尾？他们是知道的。但是，他们更知道不这样写，他们的小说就没有社会和经济效应。沿着社会环境所允许的路线走，是通俗小说赖以生存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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