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本小说继承了“说话”的敷演方法，其中“据事随意演说”成为核心的编创方式。“据事”即是讲述的故事有根据，或者是据现成的材料讲说，而“说话”的艺术要求之一是使人相信“事有源流”。具体敷演的时候就要“随意”，随讲说者的“意图”来捏合故事与材料。宋元话本多用这种方法改编现成的故事。在选取好故事底本之后，再从分类素材《醉翁谈录》、《绿窗新话》、《草堂诗余》、《花草粹编》等拈来诗词及其他材料，以增饰细故，通过“状以骈俪、证以诗歌”手段以博笑噱。可是因为宋元话本还残留着“小说”家痕迹，所以在捏合诗词时，外在特点是程式化，内在结果是捏而不合，致使宋元话本引入诗词非常粗糙，甚至出现错误、重复、雷同的现象。明末拟话本在宋元小说家敷演故事的基础上，完善了改编方式，且捏合诗词的手法也日益成熟。首先是改造旧篇时对原有诗词按需要进行增、删、改、易，在加工素材时，按需要在原有素材引诗的基础上补充完整，使引诗方式符合体制完善的需要，这时候引诗方式处于整饬化状态。正因为编创者多是相对独立的文人或者文人型书商，在编创小说、捏合诗词时倾注了更多的个人心血，融入了更多编创者个人的思想情感，有独创倾向，所以编创方式呈现改编向独创过渡的趋势。明末开始，特别是清初以来，话本小说编创方式进入独创时期，编创者多为文人，才力不同，气质又各具特点，所以引入诗词处于个性化时期。且这时期的话本小说“垂教诫、好评议”，所以诗词的引入重引适合用于议论的俗化的近体诗词，不少诗词明讲“道”、“理”，却暗藏“情”、“色”，出现编创意图与艺术效果相去甚远的现象。
编创方式与引入诗词的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由依赖诗词捏合、促使改编为主的宋元话本敷演故事得热闹与久长，再发展到从改编走向独创的明末拟话本利用增删改易与补充完整的诗词引入手段来满足“适俗”、“导愚”需要，再到以独创为主的清代话本利用明讲“道”、“理”，暗藏“情”、“色”的诗词来创作，呈流动的线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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