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文本中的女将虽日益增多，但其姿态较前代女将的爽朗粗犷已有明显不同，重美貌，写多情，男女人物关系之间更多的是才子佳人的情爱口吻，故事中不过是将他们的身份转而为武将，改换一种恋爱场所罢了。
其次是婚姻性质的变异。异族联姻是杨家将故事中异军突起的情节。杨家将故事的早期，即元明杂剧中只是交代四郎下落不明，直到明代小说中四郎方与辽国琼娥公主联姻，且将西夏黄琼公主、百花公主相继配予杨六郎和杨文广。联姻，是用最简单的方式加速民族融合。在满足娱乐消费之余，这种民间创作可以理解为：明代在结束了蒙元统治后，对于类同汉蒙关系的宋辽关系的民族认同，不再是从前自卑抵触的情绪，不再是真正意义上彼此仇视的异族概念，而是以一种主动并占据上风的姿态，认可通过姻亲可以成为一家。男人与女人的婚姻关系，本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占有与征服。自古以来，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和亲，多是将汉唐公主许配给难以征服的异邦，以为睦邻。此际独反其道而行，以杨家将与异族公主的频频联姻标明了明代大汉族主义的自信与优越感。
然而在杨家将小说的后半部及岳飞故事的清代小说创作中，虽然更多地运用了阵前招亲的模式，但婚姻中的女性如窦锦姑、杜月英、鲍飞云等三女身份已经从异族敌对力量转为汉族土匪路霸，则其男女结亲的意义业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文学中用异族婚姻形式来削弱民族矛盾的直接性，是出于对民族矛盾尚且心存忧患的转换意识，而当婚姻的形式渐趋变成才子佳人式的多情男女，则意味着这些故事中以异族婚姻意图弱化的民族矛盾至此已不再为人关注。在这些小说的后半部，充斥了民间的娱乐精神，继文学用异族婚姻形式将国事转为家事之后，再次将婚姻转化成男欢女爱的表达，从而彻底地以民族认同意识消解了民族矛盾的文学留痕。
清代统治者对汉族男子强行实施剃发令，唯女子汉装服饰不变，某种程度上女性更能完整地代表非奴性的汉族精神，此时与十二寡妇征西相关的戏剧名目突然增多，或是将民族精神更多地借助杨门女将故事在象征层面上进行演绎。女性形象集体出现于明清，特别是两宋民族战争本事小说后段。女性往往以胜过男子能力的形象出现，但在共同的故事模式中，女性形象本身的特性及其所带来的本质特征都已经发生了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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