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近现代对中国古典悲剧研究的主要人物及观点
(一)蒋观云
蒋观云是与王国维几乎同时用西方悲剧概念论及中国文学的学者。1904年他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中国之演剧界》一文，其主要观点，一是认为中国无悲剧：“且夫我国之剧界中，其最大缺憾，诚如訾者所谓无悲剧。曾见有一剧焉，能委曲百折，慷慨悱恻，写贞臣孝子仁人志士，困顿流离，泣风雨动鬼神之精诚者乎？无有也。”二是高度赞赏悲剧而贬抑喜剧，认为悲剧有改造社会的巨大功用：“虽然，使剧界而果有陶成英雄之力，则必在悲剧。”“剧界佳作，皆在悲剧，无喜剧也。”“夫剧界多悲剧，故能为社会造福，社会所以有庆剧也；剧界多喜剧，故能为社会种孽，社会所以有惨剧也。”三是主张用悲剧来革新国剧：“而欲保存剧界，必以有益人心为主，而欲有益人心，必以有悲剧为主。国剧刷新，非今日剧界所当从事哉！”
(二)王国维
1904年，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运用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的悲剧理论分析《红楼梦》，阐述了他的悲剧观；1912年出版的《宋元戏曲考》中他又进一步提出对中国古代悲剧的看法，进一步阐发了他的悲剧理论。要言之，王国维主要观点如下：
第一，认为元代有悲剧，明清之后悲剧极少。
1904年，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明确提出“《红楼梦》一书，与一切喜剧相反，彻头彻尾之悲剧也”。之后，他又在1912年出版的《宋元戏曲考》中说：“明以后，传奇无非喜剧，而元则有悲剧在其中。就其存者言之：如《汉宫秋》、《梧桐雨》、《西蜀梦》、《火烧介子推》、《张千替杀妻》等，初无所谓先离后合，始困终亨之事也。其最有悲剧之性质者，则如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之《赵氏孤儿》。剧中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蹈汤赴火者，仍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
即王国维认为中国的元代有悲剧，明清之后悲剧极少。
第二，表述了叔本华式的悲剧观。
在《(红楼梦)评论》中，王国维以《红楼梦》为依托，表述了他叔本华式的悲剧观。他说：“宇宙一生活之欲而已！而此生活之欲之罪过，即以生活之苦痛罚之，此即宇宙之永远的正义也。自犯罪，自加罚；自忏悔，自解脱。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而使吾侪冯生之徒，于此桎梏之世界中，离此生活之欲之争斗，而得其暂时之平和，此一切美术之目的也。夫欧洲近世之文学中，所以推格代之《法斯德》(按：即歌德之《浮士德》)为第一者，以其描写博士法斯德之苦痛，及其解脱之途径，最为精切故也。若《红楼梦》之写宝玉，又岂有以异于彼乎？彼于缠陷最深之中，而已伏解脱之种子：故听《寄生草》之曲，而悟立足之境；读《胜箧》之篇，而作焚花散麝之想。所以未能者，则以黛玉尚在耳。至黛玉死而其志渐决，然尚屡失于宝钗，几败于五儿，屡蹶屡振，而终获最后之胜利。”
即王国维认为，欲望造成了人生的苦痛。要解除苦痛，就要消除造成痛苦生活的意志，抑制欲望。而悲剧艺术，则是摆脱痛苦的一种手段。因此，具有厌世解脱精神的作品才够得上悲剧。他认为，《桃花扇》也具有这种特点，因此也是一部悲剧，但却比不上《红楼梦》。因为，“《桃花扇》之解脱，非真解脱也：沧桑之变，目击之而身历之，不能自悟，而悟于张道士之一言；且以历数千里，冒不测之险，投缧绁之中，所索之女子，才得一面，而以道士之言，一朝而舍之，自非三尺童子，其谁信之哉？故《桃花扇》之解脱，他律的也；而《红楼梦》之解脱，自律的也。且《桃花扇》之作者，但借侯李之事，以写故国之戚，而非以描写人生为事。故《桃花扇》，政治的也，国民的也，历史的也。《红楼梦》，哲学的也，宇宙的也，文学的也。”③因此，《红楼梦》才是“彻头彻尾之悲剧”，“悲剧中之悲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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