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刚，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曾为联邦德国洪堡学者，主要致力于中国古代史、中西文化关系史的研究。为清华大学本科生、学堂在线网络课堂以及社会各界讲授《资治通鉴》，颇受欢迎。2014年被评为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主要著述包括《唐代藩镇研究》《佛学与隋唐社会》《唐代家庭与社会》《中西文化关系史》《文明的对话：中西交流史论》《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明清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等。

　　张国刚教授潜心研读《资治通鉴》数十载，以纵横东西文化的视野广度、贯通古今历史的思维深度，精心选取《资治通鉴》中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二十个关键点，以现世眼光审视传统文化精髓，追寻政治得失、王朝兴衰之迹，探究修身齐家、经世治国之道。

　　《<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从《资治通鉴》文本出发，观照影响家国大政之关键节点，言简意赅地讲述由战国前期三家分晋至大唐盛世终结的中国历史，书中不乏忠于原典的历史场景再现、人物言行钩沉，更有张国刚教授独到深刻而妙趣横生的分析讲论，令一部体量浩繁的古典巨著一变而为精简通达的大众历史读本，堪称当代大家解读历史名著的经典之作。

第三讲 纵横捭阖

　　商鞅变法为秦国奠定了政治的制度基础，包括法律制度、行政管理制度、郡县制、基层乡里制度、军功爵制度、激励机制，以及各项经济制度。但是尽管如此，制度再好，如果没有高超的对外发展战略，没有切实的发展路径，要以西北一隅之地，单打独斗之力，吞并唇齿相依的山东六国，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六国合纵抗秦，对于崛起中的秦国，构成了巨大的威胁。怎么化解这些威胁呢？秦国有个外交战略，叫做连横。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合纵连横。合纵，是山东六国联合起来，对付秦国；连横呢，是秦破解合纵的方法。据说著名纵横家张仪，就是连横政策的首创者，他曾经用一些忽悠的手段来欺骗楚怀王，破坏了齐楚之间的结盟。但是连横只能破坏对方的结盟，六国并不会因此就消失，最后还是要靠军事力量来消灭六国。但是，如何选择打击的重点，打击的次序和策略又该怎样设计呢？这是秦国在连横政策之外，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资治通鉴》给我们展现了秦国对外战略的一个发展的路径，即他如何处理跟六国关系，如何选择打击重点等，这个战略有三次大的阶段性变化。

　　第一个阶段是秦惠文王时期，采取避重就轻，攻灭巴蜀的策略，巩固好战略后方，不事张扬地发展自己的势力。

　　第二个阶段是秦昭襄王时期，实行远交近攻，不断地蚕食诸侯的策略。

　　第三个阶段就是秦王政了，即后世的秦始皇，他用收买、暗杀、离间等手段破坏六国人才，然后再实行各个击破的策略。

　　

　　一  南取巴蜀

　　我们先讲第一个阶段：避重就轻，因势制宜。

　　这个策略是在秦孝公死后，太子驷即位，即秦惠文王时期实行的。周显王三十一年（前３３８），秦孝公去世，年仅十九岁的太子驷即位，史称秦惠文王。秦惠文王在其老师公子虔等的煽动下，车裂商鞅，但是商鞅的变法依然继续推行。之前我们讨论过，在秦国人看来，这个变法不是商鞅创始的，而是秦献公、秦孝公以来一贯的政策，商鞅只是一个具有创新性的践行者。所以秦孝公死后，秦惠文王继续推行对内修明政治，对外蚕食诸侯的发展路径。秦惠文王用魏国人张仪为相、司马错为将（司马错是司马迁的八世祖），连连攻打魏国、韩国，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秦国咄咄逼人，使六国陷入恐慌。

　　周慎靓王三年（前３１８），韩、魏、赵、燕、楚五国合纵伐秦，齐没有参加，它实际上是躲在了背后。齐是那个时期山东六国中最强大的国家。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史籍上是这么记载的：“巴蜀相攻击，俱告急于秦。”巴蜀就是今天的成都平原附近，如果具体说，就是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重庆这一带地方，巴是巴国，蜀是蜀国。这两个都是很古老的国家，但

是由于偏远，中原的华夏诸族把他们称为夷狄———但是他们是夷狄之长。不但巴蜀打起来，蜀国国王还和他兄弟内讧。我们知道，秦这时候是离他们比较近的一个大国，他们都向秦告状，争取秦的支持。于是秦国内部就出现一个争论：是不是趁机把巴蜀给拿下来。司马错的想法是趁机拿下。张仪主张不如伐韩。到底是东向继续在中原攻伐韩、周（周王室在洛阳），还是往西南方向去打巴蜀，张仪和司马错发生了激烈的争执。这不是两个人的意气之争，而是秦国的发展战略问题。所以秦王说，你们谈谈你们各自的理由。

　　张仪陈述的理由如下：秦国在外交上应该这么来做，亲魏，善楚，下兵三川。三川是指韩国内郡，以该地有黄河、洛水、伊水三大水域而得名。亲魏、善楚，什么意思呢？就是跟魏搞好关系，跟楚搞好关系，来打韩国，攻它的新城宜阳这个地方，“以临二周之郊”。“二周”，就是西周、东周在洛阳这个地方有两个被分封的周王室，一个是西周公，一个是东周公。巴掌大的地方，却还把它分封了，叫二周。二周是周天子所在，有九鼎。九鼎是指天子的权力象征，兵临周室，就可以挟天子以令天下，天下不敢不听。张仪认为“此王业也”。就是说外交上，要跟魏、楚连横，在军事上要攻打韩国的心脏地带，政治上威胁周王室，这样就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是王者大业。他认为这种大动作，是秦国发展应该采取的战略。

　　张仪认为“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就是说，如果你要想有名，你要在哪儿争呢？你要在朝堂上争。你在小偏旮旯里的巴蜀那里争，也不会出名。你要是争利呢，就要在市场上竞争。现在韩国的三川，周室所在的洛阳，就是天下之朝，天下之市，要争就争这里，而不是去争夷狄之地，“去王业远也”，去那里争，离开王者事业更远了。

　　司马错断然反对，他讲出另外一番道理：“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王随之。”什么意思呢？要富国，则要扩张土地；要强兵，则要富裕百姓；要统治天下，则广布恩德。三者俱备，那自然就是王了。可是你现在呢，土地小，势力弱，你要先从容易的事做起，不要急于去中原核心地带，搞出那么多响动。相反，攻打巴蜀不一样，巴蜀虽然僻居一隅，戎狄之中却是老大，它现在君昏政乱，兄弟相争，以秦国的力量去攻打，就像豺狼到羊群里去一样，很轻易就能得到。得到了这块土地，足以扩大我们的版图，足以富裕我们的人民。把它打下了，我们不需要费多大劲，不需要用多大兵力，这是何等的好事呢？攻打下一个国家，天下不觉得你贪，不觉得你残暴。相反，如果说是去打韩国，去问周鼎之轻重，弄得响动很大，不仅恶名远扬，还得不到实际好处。而且你打的地方，是天下不愿意看到的，谁愿意看到你去吞并韩国，甚至去吞并宗周呢。周是什么？周是天下的宗室，齐是韩国的盟友。如果周室和韩国知道要丢掉自己的版图，他们会通过齐、赵来跟楚、魏讲和，你不是想跟楚、魏来搞好外交关系吗，但这样反而促进他们六国之间合作，这就危险了。

　　我们发现司马错讲的道理，其实就是闷着头发财，就是在你势力还不够强大的时候，你要避免成为众矢之的，你不宜攻击那个最引人注目的地方。

　　你看，这不是两种发展路径吗？张仪的道理是，我们要成就王业，要抓关键的地方，宗周地区很关键。司马错的理由是，我们现在实力还不够，去打这么关键的地方，弄得响动很大，还得不到什么好处，但巴蜀不一样，我们拿下它还不招人嫉恨，能得到很大的实惠。

　　比较两个人的方案，从秦国当时的情况来说，司马错的方针是对的。

　　这使我想起中国古代一些讲谋略的书。特别是唐朝有个四川人叫赵蕤，是李白的朋友，他有本书叫《长短经》。他特别强调，一个道理、一个方案，没有什么对不对的，关键是看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使用。我们平常说“得饶人处且饶人”“退一步海阔天空”，有道理吧？我们平时还说“狭路相逢勇者胜”“宜将剩勇追穷寇”，也有道理吧？那么到底是“得饶人处且饶人”“退一步海阔天空”呢，还是“狭路相逢勇者胜”“宜将剩勇追穷寇”呢？这就必须根据具体的实施条件来确定了。

　　秦国在发展过程当中，到底是直取宗周，问二周之郊？还只是闷头发财，先把巴蜀拿下？显然司马错的方案，更切合当时秦国的实际情况。

　　《资治通鉴》是这么写的：“王从错计。”错，就是司马错。秦王听从了司马错的这个主意，在周慎靓王五年（前３１６），就派人去打巴蜀了。不过带兵将领里除了司马错，还有张仪，他们拿下了巴蜀。巴蜀属秦以后，秦国就更加强大了。吞并巴蜀巩固了秦国的战略后方，富庶了秦国的国力，拓展了秦国的疆土，使秦国的国势，更上了一个台阶。

　　

　　二 远交近攻

　　第二个阶段：远交近攻，各个击破。

　　提出这个策略的，是秦昭襄王时候的范睢。继惠文王继位的秦武王（前３２９—前３０７），是个有神力的人，有一次，他与著名大力士孟贲，跑到二周之郊去搞举重比赛，问鼎之轻重。他去举那个鼎，虽然举起来了，但鼎太沉，他举着举着就举不动了，跌倒被鼎砸伤了腿，回家不久就死了。死时年仅二十三岁，武王没有儿子，秦国的王位空虚，几个兄弟就争起来。

　　这时候赵武灵王用计把当时秦国在燕国做人质的公子嬴稷接回来，通过赵国送回秦国去。公子嬴稷就是秦昭襄王，继位时年十八岁。嬴稷的母后是宣太后，她本来是秦惠文王的妾妃。秦惠文王的王后支持别的公子，被昭襄王的支持者打败了。

　　昭襄王的支持人是谁呢？就是他母后同父异母的弟弟魏冉。魏冉当时在秦国掌兵权。魏冉辅政期间，推荐并重用了名将白起。白起是战国的第一名将，东征六国，颇建功勋。秦国的国事蒸蒸日上，接连获得军事上的胜利。史学家吕思勉在《先秦史》上说：“秦之灭六国，盖始于魏冉。”司马迁在《史记》卷七十二《穰侯列传》里也说：秦之所以能够东向扩张，削弱诸侯，甚至曾称帝于天下，“天下皆西乡稽首者，穰侯之功也。”穰侯，就是魏冉。

　　范睢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登场的。魏冉主持秦国的国政长达三十六年，此时秦昭襄王年逾五十了，可国政还掌握在母后宣太后和舅舅魏冉等手里，所以尽管魏冉功劳很大，秦王心里也不是滋味。范睢抓住了这个机会。

　　范睢，本是魏国人，曾经跟随须贾出使齐国。齐襄王非常器重他，甚至想留下他做客卿，但被他拒绝了。须贾作为一个使者，不受重视，但他的随从反被齐国国王器重，他心里不痛快，怀疑范睢出卖了军情机密，要不然齐国怎么对他那么好呢？所以回去跟魏国相魏齐说这件事。魏齐也小肚鸡肠，他想：你出使齐国，齐王觉得你是国士，那你在魏国将来不就威胁我的相位吗？所以把范睢打得半死，扔到厕所里。范睢假装死去，收买了看守他的人得以逃走。秦昭襄王三十六年，范睢化名张禄，在好友郑安平的帮助下，随秦国使节王稽入秦，到了咸阳。

　　范睢到咸阳以后，发现穰侯魏冉正在筹划着派兵打齐国的刚、寿。刚，是今天山东泰安市的宁阳县；寿，在今天山东省聊城市下面的阳谷县。秦国在陕西，齐国在山东，中间还隔着楚、魏、赵、韩等国。跑那么远去打齐国，为的是什么呢？为的就是扩大魏冉的封邑———陶邑。魏冉的封邑在今天的山东定陶，这颇有以国家的名义去出兵自肥之嫌。

　　所以范睢就抓住了这个机会，上书秦昭襄王求见。求见途中，遇到了秦王的车马，秦昭襄当时要去永巷。永巷是一个僻静的通道，是宫女犯罪所囚禁的地方，是离宫的禁苑，是不能随意进入的。范睢故意往那去，永巷的人跟范睢说：“秦王马上来了，你赶紧避开。”范睢说：“秦国只有穰侯，只有太后，哪有什么秦王？”这话击中秦昭襄王的要害，所以范睢就被召入了离宫。

　　我们看得出来，范睢其实是通过故作惊人之语引起秦王重视。后来从司马迁对这件事的评价，看出司马迁对此颇有点不以为然。

　　范睢跟秦昭襄王讲，穰侯越过韩、魏，去打齐国的刚、寿地区，这不是什么好主意。你看看当初齐闵王，南攻楚，破军杀将，辟地千里，得不到尺寸之地。为什么呢？太远了，鞭长莫及。范睢接着讲，当初齐国去打楚，楚离他很远，最后得不到楚，而肥了韩、魏。你今天去打齐国的刚、寿，拿下来又怎么样？那么远，能得到吗？所以这不是一个好主意，是相国有私心。“今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得一寸，有一寸，得一尺，有一尺，这样地蚕食各国，秦国就会一天天地壮大。以秦国现在的实力，六国没有能抗衡的，可为什么这么多年来，都没什么进步呢？

　　就是因为战略有问题。如果远而交之，近而攻之，我们就能逐渐地蚕食中原地区，因为韩、魏就处在天下的中心，你要想霸有天下，必须首先控制天下的中枢，就是韩、魏。然后呢，楚国强，我们就以赵来对付楚；赵国强，我们就以楚来对付赵。楚、赵都掌控了，齐就一定在我们掌握之中。齐被掌握，那么韩、魏还有什么机会呢？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吞并了。

　　这其实是个交替的战略：把近处控制住，然后威胁远处；远处受到威胁不敢援助，近处就被吞并了。对付近和远，在手法上是互相交替的。秦昭王说：“善。”以范睢为客卿，让他来参与掌兵事，这是公元前２７１年的事。这个时候穰侯逐渐被排挤出去了，不久就郁闷而死。

　　我们要指出的是，仔细研究一下《资治通鉴》对魏冉主政这三十多年的记载，仔细看看《史记》的《穰侯列传》，就会发现，其实魏冉主持秦国国政的时候，他的东扩政策，并不是完全没有章法的，所以司马迁在《穰侯列传》中说“一夫开说，身折势夺而以忧死”，有点儿同情他。

　　范睢提出的远交近攻政策，在魏冉主政时期，也在不同程度地践行着。魏冉主政三十多年，即秦昭襄王执政的前面三十多年，是秦国东扩非常有成效的三十多年。范睢利用魏冉主政强霸，秦昭襄王对他专政不满，用离间计取代了魏冉。然后把远交近攻的策略更明晰化。而魏冉只是在践行同样的策略时，忽视了秦昭襄王的感受。

　　总之，范睢的策略，是交替运用刚柔两手，交替制服远近邻国，近的韩、魏，远的燕、赵、齐、楚。分三步走。

　　第一步，蚕食三晋，控制魏、韩。这不仅壮大了秦国的声势，而且解决了东扩的基地问题，解决了后顾之忧。赵、楚，这个时候已经跟秦接壤了，赵在北边，楚在南边。真正不跟秦接壤的，是燕和齐。可以这样讲，韩、魏最近，赵、楚次之，燕、齐最远，而且齐是最强大的，也是最远的。

　　范睢说，我们先掌控了韩、魏，就为进一步制服赵、楚提供了跳板。就以韩、魏为基地，联赵击楚，联楚击赵，控制了秦和齐之间广袤的土地，为进一步对付齐，这个最强大、也最遥远的国家创造条件，这是第二步。

　　第三步，制服齐国，使之对秦的蚕食行动不敢介入，再反过来巩固对韩、魏及赵、楚的蚕食结果，乃至最后把他们消灭，达到统一天下的目的。

　　总之，这不是简单的远而交之近而攻之，而是用交替的两手，就是说既打又拉，各个击破。这个策略在秦王嬴政时期，在李斯的辅佐下，又有了新的发展。李斯提出了一个收买对方、离间对方的管理团队、领导团队，破坏对方的人才的策略，这实际上是对范睢策略的进一步提升。

　　

　　三 逐客风波

　　我们知道秦昭襄王在位五十六年，去世时已七十五岁，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最长的国君之一。可以这样讲，在康熙之前没有人在位时间超过他。他死了以后，他的儿子，秦孝文王，正式即位只有三天就死了，因为他父亲在位的时间实在太长了。秦孝文王的儿子，秦庄襄王（前２８１—前２４７），就是秦王嬴政的父亲，主政三年也去世了。三年以后，秦王嬴政继位就在秦王嬴政即位的那一年，李斯风尘仆仆地来到了咸阳。李斯是楚国人，年轻时在地方做基层小吏，觉得生活清苦，工作压力很大，又没什么油水，就想换工作。他念过书，所以就跑到齐国稷下学宫，向荀子学帝王之术。他的同学中有著名的韩非。他学成以后不想回楚国了，因为他觉得楚王很昏庸，而其他国家呢，没什么机会，只有秦国有发展，于是就到秦国去了。

　　我们看看前面的商鞅，本来什么也不是，去了秦国，封为上卿；范睢，一介平民，到了秦国，成为国相。李斯也去了。李斯去的时候，是秦庄襄王三年（前２４７）。他先投奔吕不韦门下，不久，秦王嬴政即位了。李斯刚开始在吕不韦门下当门客，后来吕不韦觉得这个人很有本事，李斯也处处表现自己，就慢慢地提升为客卿，当过郎官，当过长史。这时候秦国的大权掌握在吕不韦手里。这时嬴政已二十多岁了，为了不让他掌权，赵太后和吕不韦一直拖着不给他行冠礼。

　　始皇九年（前２３８），２２岁的嬴政终于加冠亲政。他首先拿掉了嫪毐，清除了嫪毐势力。嫪毐是秦王母后的情人。然后除掉吕不韦，逼迫他的母后赵太后放下了权力。嬴政掌实权了。

　　秦王嬴政即位后不久，曾发生了一件事。韩国的一个水利工程师，名叫郑国，被发现是个间谍。韩国离秦国最近，秦国老去攻打它，每次韩国被攻打后就割让土地。韩国受不了了，有人就给韩桓惠王出了个馊主意，派一个水利工程师郑国，到咸阳去游说：“秦国的关中水利条件这么好，但是还经常有旱灾、水灾，就是缺乏水利设施。你要兴修水利，我就是水利专家，我可以帮你修渠。”秦国当初拿下巴蜀以后，曾经兴修了都江堰工程。都江堰工程使成都平原成为粮仓，是世界水利史上的著名工程，是秦国的蜀郡守李冰父子主持的。那么这个好处，秦国人是知道的，所以就在关中修渠，这是嬴政刚即位的次年。每年发动数以十万的民夫修渠，因为修水利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拖住了秦国东进的步伐。修了几年后，郑国的真实目的最终被发现了，原来这个家伙借兴修水利之名，行“疲秦”之计，意在阻止秦国东征六国，所以他是一个间谍，秦国上下一片哗然。

　　这件间谍案被闹出来，好像是偶然的，其实也有其必然性。为什么呢？因为秦国这个时候，已经是非常强大了。秦国的强大离不开客卿贡献，过去这些人确实有本事，也带来秦国的发展和辉煌，现在秦国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了，好像这些人的重要性，也就不那么显著了。加上外来人才对秦国本土的官员的利益有挤压作用，双方矛盾就更尖锐了。

　　秦王虽然容许了郑国继续修渠，可是这件事对于秦国对外来人才的政策不能没有影响，因此，在吕不韦退休，秦王嬴政主持朝政后，大约是在本土官员的强烈要求下，嬴政发布了一个《逐客令》，解去所有在秦国任职的六国客卿的职务，驱逐出境，李斯也在其列。在这个情况下，李斯就写了著名的《谏逐客书》。

　　《谏逐客书》是非常有名的一篇文章，他历数秦穆公以来秦国重用客卿的成就，特别是秦孝公以来，商鞅、张仪、范睢等辅佐秦君，变法图强的历史经验。认为“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这不是把人才往敌国推吗不是让这些客卿，到敌国那去就业吗？对秦国有什么好处呢？这就像授敌以兵器，资盗贼以粮物吗？秦王嬴政读到这篇《谏逐客书》，他幡然醒悟，马上召回李斯，取消《逐客令》。

　　秦王嬴政审时度势，知错就改，收回成命，很有领导风范，李斯也由此得到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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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1

第一讲  三家分晋/1

历史自古分分合合。三家分晋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领导者的基本素质和领导能力是带好队伍，不光自己要谦虚谨慎地处理国务政务，而且要让人愿意跟你走，愿意为你做事。同时，一个真正优秀的人才，应该比别人更加谦卑。有担当、有事业、有未来的人，尤其将来可以成为领袖的人物，应该比别人更自律。

世界上的许多事情，不是完全靠主观努力就能够解决的，如果不能因势利导，随机应变，很可能就要碰壁。所以既要目标坚定，又要步履稳妥，这是成事者应有的风度。

一 智伯覆亡/7

二 魏国崛起/11

三 吴起悲剧/17

 

第二讲  商鞅变法/25

商鞅变法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怎么估计也不会过高。它不但奠定了秦国统一的制度根基，而且对之后两千多年中国的政治、社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谭嗣同说过：“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毛泽东也讲：“百代都行秦政法。”

商鞅变法提倡的价值观，即不断地努力工作就能改变自己身份的观念，把大家的欲望都释放出来了，对成功的欲望，对财富的欲望等。如何掌控这种欲望，就成了贾谊《过秦论》及后世执政者一直在探讨的根本要旨。

一 去魏投秦/28

二 立信变法/30

三 商鞅之死/36

 

第三讲  纵横捭阖/45

秦统一六国的过程中，至少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 一是著名的远交近攻，二是不拘一格延揽人才。秦王嬴政启用了很多从六国投奔来的人才，这些人才能够真正把握到六国的命脉所在，让秦国的统一大战略得以顺利展开。

战略的制定是一方面，战略能不能落地起作用，还要看领导层是否贤明，同时对方君主是否“配合”。六国领导层比较昏庸，往往“配合默契”地帮助秦国实施其谋略。

一 南取巴蜀/48

二 远交近攻/52

三 逐客风波/56

四 破坏人才/59

 

第四讲  千古一帝/67

商人吕不韦发现秦国质子异人“奇货可居”，几方斡旋，将异人推上太子的宝座。从别人的需求出发，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这就是吕不韦的成功之道。

秦王嬴政是个顾全大局的人，他能改过迁善，能使用不同类型的人，并让他们各尽其才，所以成就了千古伟业。但他没能在制度上设计对权力的制约机制，没能建设发展大一统国家的配套软件，成了后世君王的反面教材。

一 奇货可居/69

二 赵姬身世/73

三 茅焦之谏/77

四 始皇功过/81

 

第五讲  亡秦必楚/93

刘邦起兵之初，一无家世，二无德行，却凭借强大的人格魅力赢得张良等人的追随。在入咸阳之前，刘邦拥有什么呢？一是一支独立的军队，二是仁义甲天下的江湖声誉。

整个战争，项羽都在自己打，谁也打不过他；而刘邦却自始至终在下一盘棋。刘邦最大的本事，在于他会用人，这是他成功的关键。

 

一 高祖起兵/97

二 先入关中/100

三 鸿门宴/107

 

第六讲  楚汉之争/115

在与项羽的对抗中，刘邦实际的工作是建立统一战线。他一直在争取团结所有跟项羽不和的人、过去反对项羽的人，以及自己部下能够跟项羽单独作战的人。

项羽长叹“天之亡我，我何为渡”，看上去是英雄气概、杀身成仁，但从领导者素质的角度讲，这是在逃避责任、逃避奋斗。

一 汉王拜将/118

二 陈平献计/123

三 韩信将兵/129

四 垓下之围/133

 

第七讲  西汉开国/137

刘邦建国后，花了相当大的气力来解决功臣问题。对异姓诸侯王，刘邦未必一定要在肉体上消灭他们，但首先要考虑的是他们不能危及国家安全。刘邦封赏功臣昭示了两个问题，一是开始重视文治，二是塑造以忠诚为第一的价值观。

汉承秦制立国，但没有用苛严的秦政，而是与民休息，无为而治，尽量为百姓创造自由宽松的环境，让他们去创造财富，是为“文景之治”。

一 汉承秦制/139

二 兔死狗烹/145

三 封赏功臣/150

四 诸吕之乱/157

五 文景之治/162

 

第八讲  汉武大帝/169

汉武帝对内加强中央集权，对外开疆拓土，儒外法内，王霸杂用。他一方面“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另一方面在实际选拔人才中，又不拘一格，注重实际干才。

汉武帝熟谙权变之道。原则、制度是不变的，而社会和世事是不断变化的，两者之间难免会有不契合之处，采取变通的措施和做法，以权变之道来处理，是最好的选择。

一 金屋藏娇/172

二 汉家故事/173

三 武帝功过/179

四 巫蛊之祸/181

 

第九讲  昭宣中兴/187

从昭帝霍光辅政到宣帝亲政，其间的四十年，史称“昭宣中兴”。霍光没有文化，没有战功，仅依靠谨慎、机敏爬到了人臣权力的巅峰，体现了他的政治魄力。但当他的权力大到没有什么可以制约的时候，自我膨胀使他听不进任何人的建议，自己不知进退，又疏于对家人的约束，最后满盘皆输。

一 霍光辅政/189

二 宣帝继位/195

三 霍光之死/197

四 祸萌骖乘/203

 

第十讲  王莽始末/209

王莽在时代理论营造的氛围中，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在万人推戴下，和平演变登上了帝位。有道是，风光的背后，不是沧桑，就是肮脏。王莽手上的权力，是肮脏的。

西汉在王莽的禅让中，寿终正寝；王莽在他自己推行的改革中，也灰飞烟灭了。王莽没有解决当时社会问题的能力，却设法坐到了皇帝的位子上，既是民族国家的灾难，也置个人于危险的境地。

一 纯儒起家/211

二 万人拥戴/215

三 新莽改革/219

四 王莽末路/222

 

第十一讲  光武中兴/229

南宋的陈亮认为，中兴之盛，没有能超过光武帝的，他的功业之大、成效之高，不光是靠天命，也靠人的谋略——“有一定之略，然后有一定之功”。

刘秀是个宽厚的人，也是个精明的人。精明用在大事上，厚道用在小事上，无论精明还是宽厚，刘秀都是从事业的需要出发的。

一 少年有志/231

二 榻下之对/233

三 刘秀立国/238

 

第十二讲  士风矫激/251

桓帝和灵帝时期，宦官掌握着朝廷大权，士人羞与为伍，却又与之争权夺利。他们实现自己政治和经济诉求的途径，是利用舆论工具： 第一批评时政，评骘公卿；第二互相抬高，激扬名声。

东汉的士人们标榜自己的行为是为了伸张社会的正义，但实际上这种行为背后潜伏的却是自身的政治诉求和经济利益。他们鼓动全社会疯狂，实际上无助于社会的进步。

一 宦官专权/253

二 清议名士/254

三 党锢之祸/259

 

 

第十三讲  曹操成败/265

曹操是个很有争议的人物。《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很奸诈，《三国志》中的曹操很正面。如果历史上的曹操不是正面形象，少年李隆基怎么会以阿瞒自诩呢？

年轻时就以睿智知名的曹操，有非常精准的审时度势的判断力，这使他在数次大事关头都能处理得当，未届不惑而雄霸一方。然而，一世英雄的曹操却也躲不过人性最低级的弱点——骄傲轻敌，他被之前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赤壁之战惨败而回。

一 机警权变/267

二 乱世奸雄/270

三 成败关口/273

 

第十四讲 刘备百折/275

刘备在江湖上的美誉度，随着他一次一次兵败而不断提升。仁厚，是他的智慧所在。在困境中求生存，借力发力，则是他仁厚之外坚忍、通权变的特征表现。比起曹操的雄才伟略，刘备确实甘拜下风。然而他广播恩信，“折而不挠”，最终成就了一番偏安的霸业。

一 江湖声誉/278

二 困境机遇/280

三 赫然寂灭/282

 

第十五讲  孙权偏霸/287

与父兄相比，孙权不善于挺矛操戈、冲锋陷阵，他的特点是能像越王勾践那样屈身忍辱、笼络人才。曹操说：“生子当如孙仲谋。”

孙权善于识人用人，能够驾驭部下；也能把持自身，改过迁善，约束权力。但在古代权力结构中，长寿的帝王晚年往往恣意妄为，造成悲剧，孙权也没有逃脱这个宿命。

一 父兄好汉/289

二 任才善谋/291

三 处世用人/293

 

第十六讲曹魏国运/301

与曹操的格局相比，曹丕实在相去甚远。继位之前发生的琐屑小摩擦，曹丕却在继位后用帝王的权力来实施报复，其格局可见一斑。

曹魏政权，从曹丕到曹叡，片面接受东汉末年的教训，把权力集中于秘书，依靠秘书治国，导致了大权旁落，江山不保。在集权时代，领袖人物的才能和智慧，对国家安全和治理，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曹丕称帝/303

二格局有别/307

三曹魏之弊/310

四明帝托孤/313

五司马篡权/317

 

第十七讲  西晋乱局/323

东汉之后，国家分裂了近两百年才重现统一。司马昭之子司马炎作为西晋的开国皇帝，有统一之功。可是为什么统一之后只有三四十年，这个王朝就灭亡了呢？

制度是否符合当前社会发展需要是一个问题，有没有能力强、合适的人来执行制度，是另外一个问题。在帝制时代，一个政权能不能找到优秀的接班人，对于王朝兴衰，非常重要。

一 三分归晋/325

二 继位风波/326

三 八王之乱/329

 

第十八讲 隋唐霸业/333

从东汉末年董卓进京到杨坚统一南北，结束了中国历史长达四百余年的分裂。从入宫辅政到当上皇帝，杨坚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难怪清代史学家赵翼说：“古来得天下之易，未有如隋文帝者。”但古来失天下之快，也未有如杨隋者。短短三十几年时间，杨隋就被李唐取代。罢黜高颎、废黜太子杨勇改立杨广，是隋文帝政治由明到昏的转折点。

隋末起兵的各个势力中，李密和李渊是最有实力的两队人马。开始是李密占优势，而最后却是李渊得天下。为什么呢？

一 北朝政局/335

二 杨隋代周/340

三 罢黜高颎/344

四 废勇立广/349

五 二李得失/351

六 天下归唐/355

 

第十九讲  治世明君/361

从马背到龙椅，唐太宗李世民认识到文治教化才能真正帮助他征服天下。他能知人识人，用人如器，各取所长而不求全责备，起用了大批人才辅佐他治国，这是他得以开创盛世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皇帝制度下，对皇权没有制度化的约束机制，因此，皇帝对臣下意见的准确判断和自我约束力，就显得尤为重要。《贞观政要》所讨论的重点并不是如何驾驭臣下，而是如何约束皇帝及其权力，这正是李世民超迈古今帝王的所在。

一 文武治道/364

二 治国用人/366

三 克己纳谏/368

四 律身“帝范”/370

 

第二十讲  开天治乱/373

开元盛世到底有多盛？在一幅欣欣向荣的盛世图景后，有没有藏着乱世的危机呢？

唐太宗曾担心的守天下问题，在其曾孙李隆基身上得到了应验。晚年的唐玄宗，不仅做不到居安思危，在任贤纳谏上也犯了严重的错误，再加上对自我约束的懈怠，促使了“安史之乱”的爆发。大唐的辉煌一去不返。

一 玄宗其人/375

二 开元之治/379

三 盛世危机/383

四 浪漫天子/386

五 盛世终结/391

 

后记/3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