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音乐的辩证发展与词体的生成
我国的古代文学始于诗歌。较之其他文明古国，我国诗歌重在抒情，而不像希腊、印度之以叙事为主。经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到唐代，诗歌各体皆‘盛，五七言近体更达到高峰，一种倚声而作的曲子词也应运而生，是为后世所称之词。
词本名曲子，后来才称为词。王重民先生《敦煌曲子词集·叙录》指出：“是今所谓词，古原称曲子。按曲子源出乐府，郭茂倩称曲子所由脱变之乐府为‘杂曲歌辞’，或‘近代曲辞’……是五七言乐府原称词（即辞字），或称曲，而长短句则称曲子也。特曲子既成为文士搞藻之一体，久而久之，遂称自所造作为词，目俗制为曲子，于是词高而曲子卑矣。”词之名既出，虽别称仍多，如曲子词、歌曲、乐章、乐府、近体乐府、寓声乐府、琴趣等，但约定俗成，其名自立，且从广义的诗歌中独立而出，而尤盛于宋。王国维以之与此前的楚辞、汉赋、六朝骈文、唐诗，此后的元曲并列为“一代之文学”。对于唐代的“歌诗”变而为词，且盛于宋之缘由，王骥德曾说：“入唐而以绝句为曲，如《清平》、《郁轮》、《凉州》、《水调》之类；然不尽其变，而于是始创为《忆秦娥》、《菩萨蛮》等曲，盖太白、飞卿辈实其作俑。人宋而词始大振，署日‘诗余’，于今曲益近，周侍御、柳屯田其最也……”①
词虽一代之胜，而作为古代诗史的一个链环，其由来不仅限于唐宋，观照其发展之由，应置于古代诗歌的流程中，且要在以下几方面关注影响其体式生成的基础和主要制约因素。
一 齐言与杂言的转换
汉语与西语的最大不同，在于表义而非表音，其开始于单音节的语言，决定了诗歌的主要民族特色。随着语言的发展，双音节词汇渐多，汉语及其节奏影响了诗歌的体式，而尤见于句式由短而长的变化，也随之产生了齐言与杂言的不同。
我国古代诗歌在形式上的发展变化主要体现为齐言与杂言的转换。
最早的诗歌是以齐言为主而兼有杂言的。如《吴越春秋》卷九《勾践阴谋外传》所载的《弹歌》为二言：“断竹，续竹，飞土，逐肉。”而《帝王世纪》卷二的《击壤歌》传为帝尧时期的歌谣，则为四言基础上的杂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又，《礼记》卷八《郊特牲》的蜡辞亦近之：“土返其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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