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文前半自述《蜀中过年十绝句》的作诗过程，然后言归正传：“我一路写来，忽然起一种感觉：用新诗好像搞不出这些名堂来”，“用新诗处理烧白、肥肠、伤心凉粉、翘脚牛肉之类，是十分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尤其对于现代诗”。这是江兄自己作旧诗的真切感受，这点大概我们用不着怀疑。但说新诗处理不了日常事物，这个结论不但轻率，而且近于对新诗的厚诬。新诗的目标之一就是为了在诗中引入旧诗所处理不了的新的经验，如果它连旧诗的一点日常经验都处理不了，那新诗真该自己掘一个墓跳下去。新诗能不能处理日常事物，事实俱在，用不着我为之辩护。不过，新诗处理日常事物与旧诗确有所不同。旧诗处理日常事物，在一般诗人甚至一些很优秀的诗人手上，似乎凑成五、七言四句、八句，平平仄仄一番，就算大功告成了。这大约就是做旧诗的人总是多过写新诗的人的缘故。新诗处理日常事物就没有那么容易。日常事物要能进入新诗，诗人总要对它们有某种新的发现，给我们增加某种新的经验。也就是说，成功的新诗必须有能力赋予我们一种惊异之感，也可以说是非凡吧；否则不管是日常之物还是稀罕之物都没有资格成为诗的表现对象。其实，我认为这也应该是对诗歌的一个普遍要求，无论新旧或中外，江兄引诗人车前子的话说：“中国古典诗歌有种非凡的进入世俗生活的能力，非他国诗歌所有。进入世俗生活，但又非凡，大乐趣与大境界就在这里。”日诗能够进入世俗生活，这点无可否认，但是否都能达到非凡，在我看来却大有疑问。中国诗歌自《诗经》往后，作品浩如烟海，诗人也多如列星，但能够给我们带来惊异之感的作品和诗人其实很有限——我认为这一点恰恰和旧诗内容的过分散文化脱不了干系。即如江兄这一组得到众多好评的《蜀中过年十绝句》，最多也只是进入了世俗生活，要说非凡恐怕就有些唬人了。就入世而言，这组诗中最值得称道的莫过二、三、四首，但无论“烧白肥肠豆腐花，红油抄手叶儿粑”“马路桥头罗卜汤，苏稽镇上辣丁黄”，还是“街角摊前一一尝，锅盔夹饼米花糖。凉皮不怕伤心辣，牛肉果然跷脚香”，其入世的程度恐怕并不能超越在江兄看来“惹笑”的梨花体，而梨花体却并没有“川中美食长堪忆”“况复西施作灶娘”的酸腐之气。照理而言，一种日常的经验总以与之结合的当时的日常语言表达起来最能达其神，也最为亲切有味。易之以另一种语言，则这一经验或多或少总会受到损害。譬如，现代的日常经验如出之以五七言，就不知不觉已经把这一经验古典化了。江兄的《蜀中绝句》就如此。我不以为江兄这些诗所表达的是现代的日常经验，实际上它们所表达的恰是一种古典化了的经验。或许有人会以聂绀弩的例子来反驳我。聂氏的旧诗不是表达了很鲜活的现代经验吗？我说，聂氏的诗确实表达了某种现代经验，那是因为聂氏在五七言中吸收了现代日常语汇的缘故。然而，总体而言，聂氏的诗仍然不是现代诗，仍然极大地受制于五七言体而造成了对真实的现代经验的磨损。概言之，语言和经验的联系是血肉的。极而、言之，语言就是经验。中国古典诗歌语言和经验的脱节，我以为自宋诗便已有体现，此后日趋严重。说“中国古典诗歌有种非凡的进入世俗生活的能力”，大体不错，但这个“世俗生活”也是古典经验的世俗生活，而不是现代的世俗生活。想要以五七言进入现代的世俗生活，表现现代的经验，我看未免戛戛乎难哉。新诗革命之所以必要，部分原因正是这一脱节所造成的严重诗歌危机。江兄这十首绝句，之所以以二、三、四首为佳，也是因为这几首的语言以口语语汇为主，故还能在某种程度上传达我们的日常经验——但也已经失去了现代语言的口吻声调和作者个人的声音特质。就音节而言，这些诗句固然有音节流利、平仄谐和的优点，但却没有个性，因而只是重复了旧诗格律的旧套，没有带来一种新的音乐。在这一点上，这些诗恐怕也比不上梨花体。梨花体固然“不登大雅之堂”，其音节自有一种脱胎于口语的鲜活和生动。依我的谬见，梨花体的“毫无疑问／我做的馅饼／是全天下／最好吃的”（赵丽华《一个人来到田纳西》），在音乐上的价值还要超过江兄这十首绝句，甚至是这十首绝句加起来的总和；因为它是个性化的表达，有自己的声音和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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