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正面”是过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审美诉求的必然产物，因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目的是肯定社会主义的生活现实，用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来鼓舞人、感染人并起到引导人民和教育人民的作用，这就注定它的基调是乐观的。面对当下纷纭复杂的社会格局，它固然也写到了被抛到社会底层的下岗工人，可这些都是次要角色，被作者采取了轻描淡写的处理方式，例如对下了岗开“一元店”养家糊口的毛小妹，作者描写的重点不是底层的绝望感和痛苦感，而是其在代表党的救世主人物正确指点和引导下的起死回生，这就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新一轮国家政策的正确。作品也写到了利用政策漏洞或直接侵吞国家财产致富的新贵阶层，写到了体制内的蛀虫，可他们一旦遇到真正坚持理想充满正气的共产党人，就无法堂堂正正地对阵，如小说中持有巨额来历不明财富、擅长资本运作和钻政策空子的陆承伟，哪怕心底再骄傲，在史天雄这样义正辞严的共产党人面前还不得不口头服软，“你别忘了我是共产党人的儿子。你别忘了是党给我创造了一切发财的条件。你别忘了我是党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号召的热情响应人”，真正共产党人的凛然正气绝对是作品里居于上风的东西。小说也涉及了官场权力经营的某些阴暗面，可这只是一些次要人物在阴暗角落左右不了大局的瞎折腾。所谓“三突出”，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正面英雄人物、在正面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是一种要将符合它意识形态需求的东西凸显到文学艺术中心位置的特有技术范式，通过将符合自己意识形态需要的符号人物对文学艺术主体位置的绝对占有而向读者或观众反复灌注要表达的理念。这一规范在“文革”时期的样板戏里可以说被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英雄时代》这部作品里，舞台主体也是留给正面人物特别是正面英雄人物充分施展身手的。这里的正面英雄人物，有虽然已经退居二线但仍然心系党和国家、继续在幕后采取各种手段不遗余力地推动改革事业的老革命家陆震天，有虽下岗却不忘为国为党分忧、为解决下岗工人问题创办“都得利”民营公司的女企业家金月兰，有富有改革魄力的市长燕平凉，有因决策失误、跟不上时代变化导致自己一手发展起来的国企衰落并最终以死殉职的“红太阳”电子集团公司负责人陆承业，当然最主要的是从副司长的岗位上辞职、勇做时代弄潮儿的史天雄了。史天雄这个承载着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英雄想象的符号，其所作所为、所思所想是这部作品所浓笔渲染的东西；而史天雄这个人物的塑造，又基本上是按照过去“高大全”那一套标准来塑造的，他是烈士后代、战斗英雄，在政治上根红苗正，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在专业上知识丰富，能滔滔不绝地谈论国外一些大的现代企业的兴亡史；在性格上勇于承担，敢作敢为；在品德上大公无私，一身正气。这样一个按照意识形态标准几乎没有任何道德瑕疵的人迎合着新时代的政策要求，主动转岗，勇吃第一只螃蟹。他带领私企“都得利”的创业过程中，身上充分体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文学史上梁生宝、乔光朴那样的社会主义新人或改革者大公无私、勇往直前的素质。只是这种按照过去规范进行的艺术创造，在我们当下的时代是否还能有真正深度和魅力？
毫无疑问，答案只能是否定的。前车之辙，未能有效地成为后车之鉴，后车也不可避免地要重蹈前车的悲剧。过去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审美范式本来在文学史上就以艺术塑造的“假大空”而为人诟病，我们看到，《英雄时代》在这里又落入了同一个艺术陷阱中。首先这里所揭示的社会生活的矛盾是表面化的，所表现的社会生活内容在很大程度上也失之于虚假。在一群国家高级干部为党和国家的事业殚精竭虑地进行顶层设计和身体力行的改革实践表象下，整个体制内部极大妨碍社会发展的内在矛盾被轻描淡写了。在个别下岗工人迅速迎来新的生活春天的轻喜剧中，无数同样遭受下岗命运者辗转于生存重压下绝望无助的身影被遮蔽了。小说里许多有关人物形象塑造的情节描写简直沦为全然不顾生活自身逻辑的肥皂剧。例如小说里所写的史天雄和在自己的企业里建党支部、每天升党旗唱《国际歌》的民营企业家金月兰之间的爱情，让人感受到的就是极其造作和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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