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三朝乐”的援俗入雅
“三朝乐”的音乐性质，总体而言属于仪式雅乐。但其四十九曲中则既包括雅乐歌辞，也包括俗乐歌辞。雅乐歌辞包括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雅舞曲辞等。俗乐歌辞包括相和歌辞、杂舞曲辞、西曲等。“三朝乐”从第二十一曲到第四十六曲则为各种散乐杂伎，也属俗乐。在承认“三朝乐”的雅乐性质的前提下，应如何解释这套组曲融合了雅乐和俗乐的情况呢？
笔者认为，“三朝乐”中融合俗乐的做法，可称之为“援俗入雅”。这一现象的产生，原因颇为复杂，既与梁前音乐传统有关，也与音乐雅、俗变迁有关，同时还与梁代音乐发展的方向以及梁武帝的音乐理想有一定关系。
援俗入雅的现象早在汉代就已出现。《汉书·礼乐志》日：“至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又日：“是时，河问献王有雅材，亦以为治道非礼乐不成，因献所集雅乐。天子下大乐官，常存肄之，岁时以备数，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庙皆非雅声。”①汉武帝“立乐府”的直接目的是服务于制定郊祀大典一事。用于“夜诵”的乐曲中，有从各地采集的民谣，因此，才形成“常御及郊庙皆非雅声”的状况。
刘宋时代援俗入雅的现象也甚为突出。《宋书·乐志》记载：“孝武大明中，以《稗》、《拂》、杂舞合之钟石，施于殿庭。”②宋孝武帝统治时期，就将前世的杂舞曲合于钟石，造成雅、俗之融合。又据《宋书·乐志》的记载，王僧虔于宋顺帝异明二年的上表，指出：“夫钟悬之器，以雅为用，凯容之制，八佾为体。故羽龠击拊，以相谐应，季氏获诮，将在于此。今总章旧佾二八之流，社服既殊，曲律亦异，推今校古，皎然可知。又哥钟一肆，克谐女乐，以哥为称，非雅器也。大明中，即以宫悬合和《稗》、《拂》，节数虽会，虑乖雅体。将来知音，或讥圣世。”①大明年间以雅乐器伴奏杂舞的做法，在宋顺帝统治时期依然存在，即以“钟”为女乐伴奏。女乐是历朝历代宫廷主要的娱乐俗乐，这一做法，实际上造成雅、俗之混淆，因而引起了王僧虔的批评。
援俗入雅的做法在梁代以前即已出现。历经两晋播迁，中原旧乐散失严重，以至于东晋时代郊祀竟然长期不设乐。在这种情况下，恢复古乐只是一个理想，而沿袭旧乐也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条件，因此，在梁代“三朝乐”中出现了如相和曲、杂舞曲，甚至流行新声，与南朝音乐的实际状况是有密切关系的。梁武帝在天监元年的诏书中，曾批评魏晋以来雅郑混淆的音乐情况，但在他所领导的宫廷音乐建设活动中，也不能不援俗人雅，以实现其宏大的礼乐规模。
音乐的雅、俗本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雅乐，是指以周乐为源头和经典的历代仪式雅乐；广义的雅乐，则是指雅正之音乐。音乐雅、正之标准随着时代发展而产生变化。前世的俗乐在后世可能被视为雅乐、雅音，相对流行新声而言，前世旧乐会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雅正的一面。因此，音乐的雅、俗是相对的，可以发生转化。音乐雅、俗变迁的典型例子之一即是汉代的相和歌。相和歌本为“街陌讴谣”，后来进入宫廷。南朝时代，相和歌因刘裕北伐而被带人南方。张永的《大明三年宴乐技录》、王僧虔的《元嘉正声技录》，都记载了相和歌在刘宋宫廷的表演体制。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