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是一位理论素养全面、感受能力较强的才俊型理论评论者，他对文学史上重要作品分析，每每独具慧眼，对当前作品的赏析，也有不凡的观察能力。
官僚化、城乡分化与主体的唯我化
——从高晓声笔下的干部形象看“新时期”的三重危机
对于高晓声这样的作家来说，“文学”并不是“为文学而文学”的“艺术”。更多时候，高晓声将自己当作时代的传声筒，将作品当作回应现实、反映现实和“干预现实”的中介物。如果无法摆脱在90年代之后形成的关于“纯文学”的“认识装置”，就无法理解高晓声大部分作品的真正意义。这也是现在的文学史为何仅仅提到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而无法正面评价其他作品的真正原因。
除了农民之外，高晓声在作品中描绘了一系列的干部形象。如果批评家贪图方便，未将高晓声的作品当作整体来进行研究，很可能将农民“陈奂生”当作高晓声笔下人物的唯一代表。事实上，从刘清（《李顺大造屋》）、吴楚（“陈奂生”系列）到刘场长（《大好人江坤大》）、刘山洪（《大山里的故事》）、崔大牛（《崔全成》）、刘长春（《我的两位邻居》）、许光（《聪明人》）、周谷平（《绳子》）、宗松生（《山中》）、恽成（《老友相会》）等，干部构成了作家笔下的另一条人物长廊。
在云谲波诡的70～80年代之交，高晓声笔下的干部可以划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读者如果有心，从这三种干部的精神状态中，就能够嗅出一丝危机的意味。如果我们大胆推测，不妨认为高晓声以三种干部形象呼应了当时的社会问题。通过这三种干部所呈现出来的精神面貌和为周遭人们带来的诸多麻烦，反映了“新时期”所遭遇的三重危机。有鉴于此，这三种文学形象及其对应的理论问题，将成为文学研究者进入80年代历史的路标。
一、谋私型干部与官僚化问题
干部的官僚化问题，是高晓声多年来的胸中块垒①。因此，高晓声笔下的第一种干部是谋私型人物。这批干部的共同特点是：从“文革”到“新时期”在官僚制度中占据或高或低的位置，随着政策的变动而左右逢源，以权谋私、贪污腐化、剥夺底层利益等等。这样的彻底利己主义者编织成了一幅连贯漫长的历史长卷：50年代，“说尽真理、做尽坏事”，以“改造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为名欺压演员妻子的剧团副团长刘志进（《不幸》）②；文革时期，靠哑巴社员尸体升官的公社第一书记（《尸功记》），阴谋骗取李顺大造房钱的革委会主任（《李顺大造屋》）；“批邓”时期，敲诈动物园未果，以珍奇动物向上级邀功的干部刘山洪（《大山里的故事》）；“农业学大寨”时期，围护造田提升政绩不成，组织群众开挖“金库”的许光（《聪明人》）；“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高晓声被划为右派就是因为当时轰动文坛的“探求者”事件。1957年，高晓声、方之、陆文夫、陈椿年、叶至诚等人筹划同人刊物“探求者”，并在《雨花》上发表了发刊《启示》和《章程》。同年6月，高晓声发表了小说《不幸》。如果有心人深入解读“探求者”事件的动机以及高晓声所作的《不幸》，都可以从中看出反官僚主义的革命激情。这种激情的构成值得进一步研究，尤其是《不幸》与契诃夫小说的互文关系及改写，可以视为中国革命的平等主义与“五四”启蒙思潮的混合。
②这篇小说发表于1957年。在这一年，高晓声不仅和方之、陆文夫、叶至诚、陈椿年等人发起“探求者”、个人起草了“探求者”发刊《启事》，还发表了探索小说《不幸》，因而同年被划为“右派”，下放原籍江苏武进农村。从这篇小说的主题和“探求者”反对行政机构办刊的宗旨，我们都可以读出浓重的反官僚化的意味。
时期”初期克扣农民佣金、骑在江坤大身上过泥地的刘场长（《大好人江坤大》）；曾经独揽大权，在“包产到户”之后丧失威信与生存能力的生产队长崔大牛（《崔全成》）。官僚制度所赋予的权力使他们得以逃避体力劳动和直接生产，个人权力的扩张又使他们往往在分配制度中占有优势，革命激情的丧失使他们只关注个人的官僚位置以及物质享乐。我们不打算再多做说明。①
不仅高晓声，从王蒙、张洁到陆文夫，这批从50年代走来的作家都是如此。这样的共同焦点看似偶然，实际上与这批作家的革命／中国经验息息相关。
作为后发现代性的国家，中国始终面临着现代性追求与革命之间的紧张关系。现代性的必然后果之一，就是科层制所带来的官僚化；而革命的平等主义，又要从根本上铲除官僚化。但有些时候，作为官僚化的对立面的革命，却会反过来为官僚化提供条件。“在一个饱受政治分裂和贫穷之苦的国家里，国家的统一和经济的发展要求在政治上建立中央集权制，但中央集权的确立又进一步加强了那些本来就有利于官僚化的历史条件。而且，有产阶级即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消灭（尽管这是社会的进步，是社会的需要）为强有力的独立的官僚机构的成长清除了最后的障碍。革命后的中国社会与其说是被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差别所分化，不如说是为更加突出的统治者与被统治。
①这一类人物尽管随处可见，却并非高晓声的艺术独创。在整个“新时期”，对贪腐干部的抨击成为“干部书写”的通行法则。问题在于，将官僚制度本身的问题归因于个别干部的道德品质败坏，是对这一制度真正问题的虚假批判和实际回避。这与“新时期”名为“反思”，实为终止思考“文革”的这一主流意识形态导向是一致的：“四人帮”就是一小撮“野心家”篡党夺权的野心家的化身，而他们的基层代表就是这些谋私型干部。这样的“反贪”批判，既不需要更深刻的历史经验总结与理论探索，也不必冒任何意识形态上的风险，在艺术处理上更不必面临许多暧昧不明的命题。无论是出于“告别十七年”的目的或者“复制十七年”的目的，许多作家们心照不宣地会合了。
者之间的差别所分化。”①与黑格尔以来的西方社会思潮观念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倾向于将国家和官僚机构看作人被异化了的“史前”和篡夺了人类社会权利并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异化权力的反映。在迈斯纳的认识中，中国社会的官僚化问题之所以没有达到前苏联的地步，源于两个主要原因。其一固然是毛泽东个人的巨大声望，使之始终能够以个人意志掣肘整个国家官僚体系，甚至能够越过官僚机构直接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样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中国革命的传统，将平等主义、群众路线等观念贯彻到人心之中，反过来限制了官僚主义在精神层面的土壤。1955～1960年间，这些限制官僚主义的因素逐渐发挥作用，甚至大跃进、农业集体化以及“双百运动”都对既得利益的官僚阶层构成了威胁。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像高晓声这样的作家，始终带有反官僚主义的敏感和积极参与现实政治的主观能动性。
在文学上，建国初期“干预生活”的作品因应而生。如果不算1951年就遭到批判的《我们夫妇之间》，从1954年到1957年我们看到了大量这类作品：何迟的相声《买猴儿》、何求的独幕剧《新局长到来之前》，文学特写有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本报内部消息（续篇）》和耿简的《爬在旗杆上的人》，小说方面有孙谦的《奇异的离婚故事》、李凖的《灰色的帆篷》、刘绍棠的《田野落霞》、邓友梅的《在悬崖上》、张弦的《甲方代表》和王蒙的《组织部新来了个年轻人》②等等。这样的文学激情，从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就受到多次的整顿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杜蒲、李玉玲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31页。
②关于“干预生活”的文学，董之林对其历史条件及重要篇目有较为详尽的分析。参见董之林：《热风时节——当代中国“十七年”小说史论（1949～1966）》（上），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第106～122页。
与压制。
……
总序：
序：“绕着说”陈思
上编：理论问题投影
官僚化、城乡分化与主体的唯我化
——从高晓声笔下的干部形象看“新时期”的三重危机
“断桥上的戏谑者”的形象史和文学史意味
——重读陈建功小说《鬈毛》
“底层”的限制
——谈曹征路长篇《问苍茫》的“传统依赖症”
“废人的世界”
——须一瓜小说论
“强度”的文学及其相关问题
——以韩松《地铁》为例
中编：当下文学寻踪
经验·历史·思想·青春
——近年海外华人写作研究
毕飞宇近年权力叙事解读：从《玉米》到《平原》
“逃犯”的魅力与“同情”的艺术
——谈须一瓜小说《太阳黑子》
迟子健的“温情辩证术”
——以长篇新作《白雪乌鸦》为中心
“棠棣”的幽灵
——谈看于晓丹小说《一九八零的情人》
异教徒和他的方法
——评徐则臣长篇作品《天上人间》
下编：艺术场域探微
从“黄土地”到“北海道”
——当代中国电影中的风景变迁
快感的限制与补偿：好莱坞商业电影模式解读
——以《史密斯夫妇》为例
跨文本中的自传幻觉
——解读周星驰电影《喜剧之王》
弱主体的“97焦虑”
——以周星驰电影中的“天台”形象为例
异质美学的崛起
——论话剧《暗恋桃花源》的意义不确定性
“鸟人”悖论及其异化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