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系列·2014：生命行旅与历史叙述》：
其次，当国民党在1949年撤退到台湾的时候，外省人发现他们的人口数目只是本省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对于国民党当局来说，通过维护他们的文化优越性来巩固它的少数人统治就成为一种现实需要。这是第一个政治目的。忍受了八年抗战之苦并与日本侵略者有深仇大恨的外省人，与本省人对为台湾的现代化作出一定贡献的前殖民者的矛盾感情有着较大的不同，国民党当局的官方语言用“奴化”这样带有轻蔑意味的术语明白无误地谴责日本的殖民影响。
第二个政治目的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世界性的冷战格局强加给国民党的。国民党当局在1972年被逐出联合国前一直是联合国安理会的成员，为了保住它在国际社会中作为中国唯一合法代表的地位，国民党当局采取了扶持中国传统文化遗产、强调自身重要性的措施。
这种政治现实成为国民党当局背后外省人文化生产占垄断地位的有力支撑，它也使特定的题材和主题具有优越性，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文学艺术表现中涉及的历史和地理的分界，当有关日据时期的描写成为禁区的时候，民国时期的某些特定阶段就成为特别受欢迎的、带有浓重浪漫色彩的主题。绝大多数作品，不仅仅是围绕着抗日的爱国故事来展开，还包括内战。这些作品包括中上阶层家族生活的抒情回忆、民间传奇和农村生活的想象重构，以及“历史罗曼司”的中产小说，这些作品中所涉及的共产主义革命和“左”倾知识分子——在现实的历史背景中它（他）们无疑是存在的——要么惹人注目地缺席，要么以审查（检验）能通过的方式出现。
对刚刚过去的、历史的公共记忆进行政治操控，并有选择地扶持一些有助于统治政权合法化的文化传统，是“战后”东方和西方社会共同的特征。在台湾，这些策略在大众传媒上的运用最为明显，因为它们处于最严厉的威权监督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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