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作者的思想背景。《尚书》有《酒诰》一篇（先秦其与《康诰》《梓材》合称“《康诰》三篇”），作于周公摄政期间，系康叔封于殷商故地卫后的诰辞。全篇口吻虽是“王若日”，周公摄政，但并未称王。《酒诰》实际上是周公代成王宣事，贯穿“《康诰》三篇”，可以明确这一点。在《酒诰》中，周公先是引文王告诫各属国及官吏之语：“祀兹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乱丧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丧，亦罔非酒惟辜。”文王告诫大家禁止过度饮酒，丧德、丧邦的覆辙，多因沉湎于酒。周公在文王训诫的基础之上反复申说过度饮酒的弊端，告诫第一要务是“勿辩乃司民湎于酒”。同时，对周人纵酒务严，对商遗民纵酒务宽，这一方面是尊重商人的传统，另一方面恐怕是为了腐蚀商遗民的意志。因为殷商正是“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酒诰》），“率肆于酒”（大盂鼎铭），遂致灭亡。周人要汲取“殷鉴”的教训，免于重蹈覆辙。《尚书·微子》亦云：“我用沈酗于酒，用乱败厥德于下……天毒降灾荒殷邦，方兴沈酗于酒。”亦可参看。
次看《蟋蟀》创作的背景。彼时耆（黎）国刚刚被周人所灭，这是值得庆贺的大事，周人凯旋后于文太室举行饮至礼，饮酒赋诗。耆（黎）在殷商王畿附近，说明武王伐纣的步伐加快，克商在即。当时正值武王八年，具体时间在岁末。
最后看《蟋蟀》创作的情境。周公创作《蟋蟀》，是因为一只蟋蟀突然而至，周公因而受到触发，这是周公创作《蟋蟀》的直接动机。联系到前文，武王、周公等相与酬酢，一连赋了四首诗，其乐融融。
以上四点联系到周公作《蟋蟀》，我们便不难理解周公的诗人之志了：因为周公的特殊身份，所以周公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因为周公思想倾向的原因，他反对纵酒逸乐；《蟋蟀》的创作背景决定了饮至礼上的欢乐气氛，同时也说明战局的紧迫，一年将近，时光匆匆；而《蟋蟀》的创作情境，一方面说明了《蟋蟀》一诗中基本意象的由来、周公缘何以“蟋蟀在堂”起兴，另一方面说明了在周公作《蟋蟀》之前，众人有沉湎于逸乐的倾向。这四点，正决定了周公作《蟋蟀》的诗人之志。
再联系到上文所揭橥的《蟋蟀》文本之志，无论是不过度逸乐，有节制，不放纵，还是感叹时光易逝，珍惜光阴，还是要求戒骄戒躁，忧惧谨慎，均与周公的诗人之志相契合。所以在《蟋蟀》一诗中，诗人之志与文本之志得到了完美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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