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说帝国的历史是一部人类苦难史，那么科学的历史便是一部人类的伟大与幸福史。在18世纪，有教养的欧洲人唤醒了一种新的生命意识。他们普遍感受到一种驾驭自然和人类事务的力量感：人们终于开始运用批判性才智来审视周而复始的瘟疫、饥荒、朝不保夕的生活和夭亡、毁灭性的战争与脆弱的和平。在追求现代性的大势所趋中，牛顿成为时代偶像，科学被缔造为新的神话，进步、民主、平等、人道等观念日渐深入人心。在这个人类充满自信的时代，启蒙哲人的诉求和期望终于有了实质性意义，他们对于科学、艺术、社会和政治的看法，促成了现代世界的大转型。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一场人类的心灵革命，就此起航。
◎ 全面呈现整个启蒙运动的面貌。盖伊先后花费了六七年时间撰写《启蒙时代》，运用极其丰富的史料，论述具体而微，表达行云流水。
◎ 译文精湛，译者认真考究，语言精确流畅，充分再现盖伊生花妙笔。
《启蒙时代（上）：现代异教精神的兴起》
18世纪的启蒙运动标志着现代的开端，于其时，对科学方法、理性以及进步的信仰支配了整个西方世界。进入20世纪，启蒙运动则受到了苛刻地批评，批评者称其怀有明显的、过分简单的乐观主义。现代史学巨擘彼得·盖伊追根溯源，对启蒙运动的成就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盖伊先后花费了六七年时间撰写《启蒙时代》，运用极其丰富的史料，呈现了整个启蒙运动的面貌。在上卷《现代异教精神的兴起》中，盖伊首先分析了启蒙思想家如何利用古代异教思想家作为资源，以摆脱自身所继承的基督教文化遗产。在盖伊生动、灵巧地叙事下，一卷极其细密的启蒙思想纹理图徐徐展开，伏尔泰、狄德罗、孟德斯鸠、卢梭等一大批启蒙哲人活跃其上。他们统一在一个共同的伟大纲领之下，同自身所处的文化环境又战又和。令人尊崇的古代、可憎的基督教以及新近浮现的现代，这三者之间紧张的互动，既决定了启蒙哲人在身份认同上的危机，也决定了危机的解决方式。
《启蒙时代。下卷，自由的科学》
《自由的科学》是彼得·盖伊巨著《启蒙时代》的第二卷，与第一卷《现代异教精神的兴起》一起，构成了盖伊对启蒙运动的完整阐释。《现代异教精神的兴起》中分析了启蒙哲人对基督教世界的反叛以及对古典异教思想的召唤，探讨了他们的教育背景。《自由的科学》将分析启蒙哲人所处的环境，那使启蒙哲学变得有的放矢、大势所趋的经济和文化变迁；考察作家和艺术家的地位；阐明启蒙哲人的纲领，即他们对于进步、科学、艺术、社会和政治的看法。在追求现代性的大势所趋中，牛顿成为时代偶像，科学被缔造为新的神话，进步、民主、平等、人道等观念日渐深入人心。在这个人类充满自信的时代，启蒙哲人的诉求和期望终于有了实质性意义，他们对于科学、艺术、社会和政治的看法，促成了现代世界的大转型。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一场人类的心灵革命，就此起航。
现代性的序曲：重振勇气
在启蒙世纪，有教养的欧洲人唤醒了一种新的生命意识。他们愈益感受到一种驾驭自然和人自身的力量感：周而复始的瘟疫、饥荒，朝不保夕的生活和夭亡，毁灭性的战争与脆弱的和平，这些构成人类生存的无尽苦难，此时似乎终于开始屈服于批判性才智的发挥。从前，人心思定、害怕改变；如今，人心普遍开始思变，害怕停滞；“革新”一词原先带有明显的贬义，如今也成为一个赞语。保守主义观念的出现，恰恰是人心思进的明证，一个停滞不前的社会出不了保守主义者。毋庸置疑，在人与自然的斗争中，力量对比正朝有利于人类的方向发展。
人类之前也不时相信过自身的力量，但从没有像如今这样理直气壮。在18世纪，有史以来第一次，人类的信心与现实主义结伴而行，而不是乌托邦空想的表征。自然科学家、商人、政府官员以及哲学家表现出来的自信，不再是掩饰无能的自鸣得意，而是一种理性的信念：天道酬勤。这种新趋势之所以蔚成风气，启蒙哲人居功至伟：他们着手提出种种设想，亦即社会、伦理、政治、美学纲领，它们旨在增进自由而不是抑制混乱。启蒙运动既是一场人类心灵革命的产物和表达，也是这场革命的一个主要动因。
各种古老的天灾人祸还在肆虐人间，虽然它们往往改头换面，显得没有过去那么可怕。战争、疾病、饥馑、不安全和不公正继续给人们的生活笼上了一层阴影，遏制着人们的希望。进步本身也导致了新的牺牲，一些改良减轻了许多人的重负，却加剧了另一些人的痛苦。总之，对于大多数人而言，用塞缪尔·约翰逊的话说，18世纪是一个苦多乐少的时代。只有家境优渥、能文善道的幸运儿才能接触到新思想，乡村和城镇民众很少能够参与到新体制之中。像思想领域的差异一样，西方社会不同生活方式之间有几个世纪的反差。1750年，启蒙哲人杜克洛写道：“离首都100英里的地方，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举止落后首都100年。”从英国到瑞典，从法国到那不勒斯，穷人的生活境况同过去没有什么两样。私生子仍然会被母亲杀掉；虽然普鲁士和俄国统治者宣称按照开明原则治理国家，两国的农奴依然过着原始的、实际上是非人的生活；在自诩为世上最文明国度的英国，穷人只能借杜松子酒浇愁，并因为酗酒而短命早逝。“在世界上一多半的可居住地区，”1771年，伏尔泰写道，“那里的两足动物依然过着近乎自然状态的悲惨生活，他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几乎享受不到表达的乐趣，对自己的悲惨境遇浑然不觉，浑浑噩噩地自生自灭。”
对于许多人来说，这个改良时代不过是换汤不换药，缺衣少食的生活让人绝望。尊卑模式正在缓慢改变，等级秩序却延续下来；有产阶级无视仁慈的基督徒和人道的启蒙哲人的抗议，在新的幌子下一如既往地忽视和剥削下层阶级。肺结核取代瘟疫成为人类的杀手，赤贫的城镇取代乡村成为人道主义者关注的重点。食物骚乱虽不像以往那样频繁，仍时有发生，对不稳定的欧洲公共秩序造成冲击；越来越多的人沦为进步的牺牲品，他们倍感失落和无助，怀着满腔怒火对手无寸铁的天主教徒、胡格诺派以及贪婪的雇主大打出手。圈地运动给农业带来了合理化改革，长远看将使包括穷人在内的大多数人获益，但问题是饥肠辘辘的人们等不了那么久。在英国，恶臭熏天的贫民窟挤满了背井离乡的擅占空地者；在法国，成群结队的失地农民在乡间乞讨和盗窃。苦难与经济发展如影随形。事实上，不论是工业、农业、教育，还是政府管理上的进步，18世纪的所有进步都祸福未卜。尽管消极和悲观情绪浓厚，就连启蒙哲人当中也不乏消极悲观之人，但是，进步确实是可喜的，史无前例的动人前景激励着那些幸运的时代弄潮儿。
之所以说“史无前例”，乃是因为这种心理状态十分微妙，难以捕捉，大概也无法加以证实，但我可以肯定，我所描述的18世纪精神状态是人类生活中一种影响深远的崭新姿态；这种姿态远非故态复萌那么简单，也远远超出了最自信的古代理性主义者的想像。这不是说古人始终不幸福，也不是说古人在所有事情上都束手无策、听天由命：他们也研究医学，修筑道路，管理国家。他们渴望理智地生活。但他们认识到，面对无可逃避的现实，这种渴望有如镜花水月，终归要落空。因此，早在罗马帝国时期，这种消极情绪便愈加浓厚，愈加普遍。基督教世界观比它取而代之的世界观还要软弱无力，基督教既是这种世界观的源头，也是这种世界观的反映。吉尔伯特·默里在一个著名的段落中描绘了这种活力与理性的枯竭，他写道，随之而来的是“禁欲主义和神秘主义的兴起，某种程度上说是悲观主义的兴起；人们失去了自信，不再向往尘世生活，不再相信健全的人类成就；人们对执着探索失去了兴趣，只是一味祈求获得绝无谬误的启示；人们对国家的福祉漠不关心，一心将灵魂托付给上帝”。默里把这种“宗教情感的强化”称作“英雄气短”。18世纪的体验与之截然相反，我准备称之为“重振勇气”：这是一个神秘主义没落的世纪，一个对生活越来越怀有希望、对人力越来越充满信心的世纪，一个执着探索和批判的世纪，一个关注社会改革的世纪，一个世俗主义日益抬头、冒险之风日益盛行的世纪。
有必要再次指出，18世纪的体验乃是全新的。在整个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把历史看作一个衰落的过程和不可阻挡的周期循环，从而戏剧性地突显了自身的无力。人文主义者时而对主张逆来顺受的新柏拉图主义顶礼膜拜，时而沉醉于炼金术士对无穷力量的幻想；“命运之轮”成为最常见的比喻：万物皆无常，是亦家族有盛衰，国家有兴亡。诚如马基雅维利所说，不管有多大的生气与活力，人类都只能拿走命运女神一半的东西，另一半始终掌握在那位变幻莫测的女神手中。培根和笛卡尔推翻了这种历史宿命论。笛卡尔在《方法谈》一书的结尾用动人的笔触写到，一门实用科学能使人类成为“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这门科学“令人憧憬，它不仅能创造出无数的装置，让我们坐享大地的物产和诸般安乐，尤其还能保护我们的健康，而健康无疑是幸福中的幸福，也是所有尘世幸福的基础”。在笛卡尔说这番话之前不久，培根有针对性地重提了一句几乎被人遗忘的罗马谚语—“人是自己命运的主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审慎清醒而又雄心勃勃的方案。
到启蒙时代，这种自信在新哲学的信徒中已是司空见惯。洛克在日记中写道，“大量的知识领域有待开发和利用”，也就是说，“找到缩短或减轻我们劳作的新发明，或是聪明地综合利用若干权利与义务，以期获得有用的新产品，增加或更好地保持我们的财富（即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的东西）”。洛克意味深长地补充说：“人类心灵完全可以创造出这样的发明。”相比之下，洛克的弟子沙夫茨伯里勋爵更为注重内心的感受，用古老的箴言来阐述明德克己之道：“明智练达之士会长久而稳妥地谋求秩序、平静与和谐”，从而成为“人生和命运的主宰”。毫不奇怪，这种箴言和态度也传播到英属美洲殖民地，1770年，托马斯·杰斐逊把“人都是自己命运的创造者”（faber suae quisque fortunae）作为自己最欣赏的座右铭；本杰明·富兰克林数年前曾提出在各殖民地开展科学合作的计划，揭示自然的奥秘，增强人类的力量，“增进生活的便利和乐趣”。在德国文学界，诗人们发掘崇高的普罗米修斯神话的新含义，许多个世纪以来，基督徒满怀虔诚地一再重新诠释这个神话，再度以之象征培根自豪地提出的“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我有一个印象，”年轻的康德不无谨慎地写道，“对人类自身力量寄予某种高贵的期盼，有时并非毫无裨益可言。这样一种自信赋予我们所有的努力以活力，使之带有一些锐气，非常有助于对真理的探求。”日后，康德在写作《纯粹理性批判》时少了一些踌躇、多了几分果断。他写到，智力是世间的一股积极力量。人类一手应用理性原则，一手通过理性实验，运用理性探究并且效法自然，这种效法不是抱着学生般的被动态度，而是像法官那样，“强迫证人回答人类设定的问题??”。实干家们亦是人同此心：1780年，伯明翰印刷商、地方史学家威廉·赫顿以这个时代特有的动人自信呼应培根的主张，“每个人的命运，”他写道，“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
《启蒙时代（上）：现代异教精神的兴起》
序 曲 启蒙运动的世界
一、 一小群启蒙哲人
二、 表象与现实
第一篇 对古代的追慕
第一章 有用又可爱的过去
一、 希伯来人和希腊人
二、 意气相投
三、 寻找异教： 从自比古人到自我认同
第二章 第一次启蒙运动
一、 希腊：从神话到理性
二、 罗马的启蒙运动
第三章 批判的风气
一、 批判即哲学
二、 好客的万神殿
三、 道德现实主义优先
四、 老实人：坚忍的享乐者
第二篇 与基督教的矛盾
第四章 从理性退缩
一、 对古代的篡改
二、 对批判的背弃
三、 神话的修复
第五章 异教徒基督教的时代
一、 正本清源
二、 古今之争： 古人派
三、 古今之争： 今人派
第六章 可疑的战争
一、 基督教的成分
二、 教士的背叛
第七章 跳出雷池
一、 学术的盗用
二、 卢克莱修的使命
三、 休谟： 彻底的现代异教徒
文献综述
主要引用作品
索引
《启蒙时代. 下卷，自由的科学》
译者序
前言
第三篇 现代性的追求
第一章 重振勇气
1. 现代性的序曲：重振勇气
2. 启蒙：医学与治疗
3. 时代精神
第二章 进步：从经验到纲领
1. 文人共和国
2. 从过去到未来：大转向
3. 希望地理学
第三章 自然之用
1. 启蒙运动的牛顿
2. 没有“牛顿的上帝”的牛顿物理学
3. 令人疑惑的大自然光环
第四章 人的科学
1. 启蒙运动的人性观
2. 精神世界的牛顿
3. 对理性主义的反叛
4. 想象的驰骋
第五章 艺术的解放：“过去”的负担
1. 艺术与启蒙
2. 赞助人与公众
3. “过去”的负担
第六章 艺术的解放：现代性的探索
1. 狄德罗与莱辛：两位恭敬的革命者
2. 品味的发现
第七章 社会科学
1. 最早的社会科学家
2. 社会学：事实、自由与人道
3. 政治经济学：从权力到财富
4. 历史学：科学、艺术与宣传
第八章 德行的政治
1. 宽容：一场务实的战斗
2. 废奴主义：一个初步的探索
3. 司法正义：一场自由的圣战
第九章 经验的政治
1. 多样化的政治经验
2. 法国之争
3. 开明绝对主义：从答案到疑问
第十章 教育的政治
1. 启蒙运动的逻辑
2. 对平民的偏见
3. 卢梭：道德社会中的道德人
尾声：实践中的纲领
文献综述
主要引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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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那一段启蒙运动，还没有看到过这么丰富的原始资料，这么精细地还原历史的原貌，让人身历其境。书中对当时启蒙学者的个性描写，栩栩如生，没有刻意美化，也不作道德谴责，特别适合我们当代人的口味。读了这本书， “什么是启蒙运动”，不再是一个抽象的口号和几个空洞的命题，而是进到历史记忆的深处，怀着对一群过世的老朋友的亲切怀念，感受到他们的思想已融入了我们的血液。
——邓晓芒
盖伊教授是研究启蒙运动的美国学者中之翘楚，故这部著作极为重要。它在许多方面都是不同凡响的杰作。
——帕默尔（R.R.Palmer,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殿堂级历史教科书《现代世界史》作者）
唯有像彼得·盖伊那样将启蒙运动分解为具体的人物、思想、运动并加以描述与分析，才能感受启蒙时代的知识精英承继了何种文化遗产、面临着何种社会问题、心灵经历了何种挣扎以及为了摆脱枷锁需要多大的勇气。
——刘北成（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盖伊的书，让我们看到，启蒙运动不仅事关其核心价值的倡导者，还事关一整套制度安排，那个时代，不仅讲自由、讲平等、讲博爱，还讲如何建立一套制度来确保人民的权益和政治自由，人们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理性，建一套防止权力被滥用的制度。对我们来说，这是启蒙运动重要的地方。
——彭 刚（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为了便于理解，人们曾经用一些非常简单的模式去套启蒙运动，而彼得·盖伊的《启蒙时代》给我们呈现了一个非常丰富的图景，在我看来，这本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它在某种意义上纠正了我们对启蒙运动的一些刻板印象。
——周 濂（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彼得·盖伊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多角度的启蒙画卷，使我们对源头意义上的启蒙有一个更深入全面的认识。《启蒙时代》这类书出版之后，我相信中国学术界对于启蒙运动过去抱有的不太全面甚至偏颇的观点都可以消除。以后再要提启蒙，就应该是盖伊式的启蒙。
——王皖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