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苏州：倚舷低唱牡丹亭
从一开始，充和就是一个过客。
1920 年春，七岁的充和第一次回到苏州家中。古老的护城河流淌到胥门城墙，此处有一座万年桥屹立了数百年，由纪念伍子胥的老胥门入城，步行过一座三五步的小桥，
直接进入寿宁弄。这里曾是苏州旧宦望族的居住地，虽日渐衰落，但固有的气息还在，尤其是那些精致的园林式宅院。寿宁弄八号，正是张冀牖一大家子的租住地，房东曾是像张家祖上一样显赫的官员。
这里有亭台楼阁，有水榭假山，有果树繁华，还有一只仙鹤活蹦乱跳的，只是看到张家的孩子们之后惊吓不已，被房东赶紧带走了。但这最后的一幕却一直留在张家孩子们心里。因为这里是他们的乐园，永远的乐园，尤其是母亲健在的时候。而这处居所，正是他们的母亲陆英在怀着孩子时挑选到的。充和到来，最高兴的莫过于三个姐姐了，“我们三个大姐姐欢喜得要命。小四妹神得很，她小小年纪，临碑临帖，写两个字，还真有点帖意，我们三个大姐姐都不及她。虽然我们也在书房里念了些四书五经、诗词歌赋。我们不但念司马迁的《史记》，还念王孟鸾老师教的白话文”1。她们的距离从一开始就拉开了。此前，充和几乎没有读过白话文，更不知道姐姐们口中谈论的新文化运动，以及时髦人物胡适是哪位先生。“她虽然只有七岁，可是她在合肥有两位老学究教她念古文。古文的底子不比姐姐们差。可是姐姐们知道胡适之，她就不知道。我们的新文学比她高。”2充和回来的时候，正赶上陆英发起的一个认字小运动，即让三
个女儿元和、允和、兆和分别教自己的保姆认字，像比赛一样，一举两得。后来又衍生到大带小，即让三个姐姐带妹妹、弟弟们一起认字学习。允和负责的是充和，这个鬼灵精怪的小先生郑重其事地先为学生四妹起了学名“王觉悟”，还用粉红丝线绣在了充和的蓝色书包上。绣完后，小先生得意洋洋。充和不干了！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张充和在苏州九如巷张宅前留影。终其一生，她对于在苏州的家都很有感情充和：“我为什么要改名叫觉悟？”允和：“觉悟吗，就是一觉醒来恍然大悟，明白了一切。”充和：“明白了什么？”允和：“现在新世界，大家都要明白道理，要民主，要科学，才能救中国。”充和：“就算你起的名字没有道理也有道理，我问你明白道理的人，你为什么改我的姓。我姓张，为什么要姓王？大王就是强盗。成则为王，败则为寇。强盗也要觉悟，老百姓可不是要吃苦。什么王觉悟，我不稀罕这个名字。”“还是老师呢，姓名都起不通，哈哈！”
允和：“把书包还我，我不当你的老师了！”允和后来写道：“我拿了一把小剪刀，一面哭一面拆书包上的‘王觉悟’三个字。‘王’字好拆，‘悟’字也不难拆，就是‘觉’字
不好拆，是有二十笔画的繁体字。”4 允和拆完了书包，暗暗觉得这个学生不乖，对老师不尊敬，越想越气，越气越觉得委屈。一旁的母亲陆英就说允和：“这么大人还哭，小妹妹都不哭，丑死了。”5一晃六七十年过去，耄耋之年的“师生”再见面时谈及此事，允和坦陈：“小四妹真正觉悟了，她成了我的老师。我的旧诗词做不过她。”姐妹俩在沈从文家中掰手腕，沈从文与元和见证，悬腕习字的充和明显占了上风。“闹学”风波没多久，姐妹俩又和好如初了。这应该是得益于陆英的协调。在园中的大花厅里，允和开始教充和绣花，只是教的方式比较独特。“她教我在一块缎子上绣花，我从未拿过针，她完成后，算是她教我绣的，到处给人看。钟干干夸我，更夸她教得好，她高兴，我也高兴。其实到现在我还不会绣花，正如我不会算算学一样。”是充和回来不在乎这些，她开始懵懂地感受到了另外一种情感。
梦里不知身是客
在寿宁弄大院里，有两个单独的书房，只是隔窗对望，却不能互相连通，它们分别是张冀牖和陆英的书房。张冀牖平时深居简出，在筹划着自己的教育事业，眼前的大花厅被改为大教室，正是他计划起步的见证。陆英则掌管着整个家庭的运转，从日常生活到理财投资，再到协调孩子们的矛盾、保姆之间的关系等。她干练的身影，以及有意无意地对自己的照顾，让充和似乎明白了一些什么。当充和渐渐长大后，一直照顾充和的叔祖母识修常常带着她往来苏州、合肥，因为苏州也有她的宅院，把充和带到苏州张家后，她自己就回到了苏州南园李家别墅。识修在刻意为充和与母亲相处制造机会，最初的相见，充和印象深刻：
十五年前的一个晚上，偶然因兵乱同母亲相聚了；又在那一年秋天的一个早晨，我又必然地要离开母亲。她同我坐一辆洋车到车站。两月的相聚，已很相熟了。记得那日到苏州时，别人告诉我：“你快见到你妈妈了。”一个从小就离开母亲的孩子，已经不大记清母亲是怎样一个人了。又听见别人一路上提到妈妈长，妈妈短。明知妈妈是个爱孩子的妈妈，但究竟不知妈妈能不能马上会熟习起来，因为实在我不大认识她。比见到一个陌生的客人还陌生，还怕难为情，就因为她是妈妈，所以才觉得难为情。
见到面时，她并不像别人的母亲一样把孩子抱起来吻一下。这时我的心倒不跳了，站在她面前像个小傻瓜。她将我覆在额前的头发轻轻的理着，摸着，目不转睛地瞧着我，似乎想在我的脸上、我的浑身上下，找出她亲生孩子的记号。她淡淡地问长问短，问我认过多少字，读过多少书，我像回答一位客人，在少年充和的内心里，『母亲』是一个纠结而复杂的称呼，她觉得很近，但分明很远。这是充和母亲陆英女士目前可见唯一的一张个人照，据说拍摄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的上海，当时张家还租住在上海。照片上陆英神采奕奕，衣饰时尚。这是一个时代的定格，也是一位大家族母亲的旧影，这张照片曾带给张充和很多的惦念的回答她。晚饭上了桌，把各样菜分在一只小碟子里让我吃，我最喜欢吃青豆红烧童鸡。
久别重逢，母亲对充和的偏爱是不言而喻的，毕竟这样的相聚只是暂时的，陆英格外珍惜这样的机会。
自然每天饭桌上，我面前是一碟青豆红烧童鸡，带我的老妈妈不明白，说：“厨房里天天开红烧鸡，真奇怪！”
“还不是你家小姐喜欢吃，是我招呼的。”她笑着说。
过中秋节，我所得到的果品同玩意都和众姊弟一样。当我午睡醒来时闻到一阵阵香味，睁开眼四处一看，见床前的茶几上有那么一个小小的绿色花瓶，瓶中插两枝桂花，那是我比他们多得的一样中秋礼物。作为孩子，永远也不会想到意外的事情，他们觉得一切都是永远的，譬如与姐弟的相处，譬如眼前的母爱。对于充和来说，此时苏州的家，已将她无形中隔成了“客”，只是这“客”又不同于寻常之“客”，大家总是带着随时要离别的气息款待着充和，尤其是时刻处于离别边缘的母亲。
九月的天气，赶一早七点钟西行火车，母亲同我一辆洋车，我坐在她身上，已不像初见时那么难为情了。她用两手拦住，怕我掼下去。一路上向我嘱咐千百句好话，叫我用心念书，别叫祖母生气。
平门内一带全是荒地，太阳深深躲藏在雾中不出来，树林只剩下一些些树杪，浮在浓雾的上面，左右前后都是白茫茫的一片。我覆在额前的发上，被雾打湿了，结许多小露珠，从脸上淋下来。母亲用手帕为我拭干了，同时自己也拭了拭。
上了火车，她在月台上看我，我坐在车椅上，头平不到窗子，她踮着脚看我，却没有哭出，泪水在眼里打个转身。
在晨雾中我们互相看不见了，不知是雾埋葬了我，还是埋葬了她。
次年，秋雾再起时，陆英辞别人世。
在陆英去世五十多年后，在美国的充和与宗和通信时无意中又提起了旧事：“大大死时我双手捧着她头进棺材时的情景也还记得，而且一想起来手还感到凉（死人之凉似乎和别的凉不同）。大奶奶死我才四岁，大大死我才八岁，四岁八岁时的一些其他事情却又记不得了。”
宗和还抄写了他写于1931 年10 月22 日的日记给四姐充和：后天是旧历九月十六日——是大大的忌日，至今已整整十年了。我还记得我那时才八岁，现在呢，已十八岁了。好久好久我几乎忘记了大大，现在我不禁又想起她来了。我已经不很清楚以前的一切，我只记得大大没死前的几天，我到她床面前去，她总是对我说：“大狗，你别进来，这儿味道重。”使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是大大临终前的话语，那时我们都在哭，她见了对我说：“现在别哭，你哭的日子还在后头呢！”自然，没有母亲的儿不只是在母亲死的时候需要哭，母亲死后，他需要哭的时候更多呢。临死的人说的话终不会错的。
爸爸今天晚上从上海回来了，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想起后天是什么日子。我还记得十年前的后天，爸爸坐在床边上睁大了眼睛呆呆的望着躺在床上那个人，那时他心里是如何的难受啊。
充和以为，“说起感情，事隔多年，若是冲淡呢，有的人可以，有的人不可以，但是可以升华到另一方面去”。后又“再说年龄，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好处，抓不回来的过去，好处亦并不比现在好，不过是有距离了便觉得好了。我总以为人的成长并不是一岁到十六岁，而是三十岁仍然是在成长，长的是什么呢？是知识智慧，人与人的了解”。
在回信给宗和时，充和说，不管从事什么工作，她都会选择与她的两个孩子在一起，陪伴他们一起成长，只是对于当初的母亲，她心里是理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