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蜀地前传
应该说，三国历史是大家最熟悉的一段历史了。在三国历史之中，因为历史小说《三国演义》的渲染，大家最熟悉的是蜀汉。刘备、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等人让我们记忆深刻。但是，你真的了解这段历史吗？我们先从蜀汉昭烈皇帝刘备讲起。
刘备巧取豪夺得荆州
刘备字玄德，是幽州涿郡涿县人（涿县，今河北省涿州市），生于汉桓帝延熹四年（公元161年）。关于他的出身有多种说法，他或许是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或许是临邑侯刘让或刘复的后代（沈家本认为或是中山靖王之子临乐侯刘光之后）。中山靖王之后是蜀汉官方的说法，临邑侯之后是魏国人鱼豢《典略》的说法。
《三国演义》中称刘备是皇叔的说法是没有历史依据的。如果按照《三国演义》中的族谱推算，刘备是汉景帝的十八世孙，而根据《后汉书》推算，汉献帝是汉景帝的十五世孙，那汉献帝就是刘备的曾祖父（辈分），刘备怎么可能是“皇叔”呢？可见《三国演义》的描述和这个族谱是经不起考证的。
刘备在很小的时候，父亲刘弘就去世了，他和母亲以卖草鞋为生。但是他年少时就有雄心壮志，有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后来，天下大乱，刘备参与了平定黄巾军的战役，并当上了安喜县尉。但后来朝廷下令，以军功当县级官吏的都要被免职（据《你所不知道的三国故事》作者臭咸鱼考证，此事发生在中平五年（公元188年），这是因为汉灵帝想重振朝纲），这意味着刘备可能会被免职，而来正式遣散他们的督邮不接见刘备，刘备怒鞭督邮后弃官逃走。
在接下来的十多年里，刘备东奔西走、颠沛流离。建安六年（公元201年），刘备来到荆州投靠刘表，刘表让他屯兵新野。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一起打天下，诸葛亮为他制定了建立国家的战略蓝图：先取荆州，再取益州，安抚夷戎，结好孙权。待天下有变时，从荆州和益州两路伐魏，平定天下。所以，在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的赤壁之战后，刘备就开始图谋占领荆州和益州。
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刘备攻打荆州的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曹操占领的地盘），曹操任命的四郡太守金旋、韩玄、赵范、刘度望风而降，这四个郡就变成了刘备的地盘。同时，周瑜在北攻打南郡，攻克后将与四郡相邻的南郡南岸分给刘备。
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周瑜病死后，刘备因为嫌之前他给的地小了，向孙权“借”周瑜打下的南郡。因为周瑜的继任者鲁肃是支持孙刘联盟的，所以刘备就成功的“借”到了南郡的大部分。
这就是大家熟悉的“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的故事原型。在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孙权派吕蒙夺取长沙、零陵和桂阳三郡，双方谈和，刘备把长沙郡和桂阳郡分割给了孙权，也算是变相还了南郡。
动荡纷争的益州政局
曹魏谋士郭嘉曾说：“汉末政失于宽，（袁）绍以宽济宽，故不摄。”
益州的局势同样如此，益州牧刘焉、刘璋都采用了宽政，导致益州政局不稳，刘璋更是丢了益州。
刘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是西汉鲁恭王的后代，官至太常（掌管宗庙礼仪的官员，九卿之一）。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8年）时，他见天下大乱，不想参与进乱世的纷争，所以他提出了恢复州牧一职，并且自己去当交趾牧。但因为侍中董扶的谶语（隐语、预言）“益州有天子气”，所以申请去当了益州牧。
在出任益州牧期间，刘焉野心膨胀。他收编了从别处来蜀地的难民，组成了一支军队，为他们取名“东州士”。刘焉与五斗米教交好，派五斗米教教主张修和张鲁杀了汉中太守苏固，切断了益州与朝廷的联系。随后他以莫须有之罪杀了州中的十几个豪强。这让其他益州人很愤怒。所以在初平二年（公元191年）时，在欲得渔翁之利的太师董卓的鼓动下，益州从事豪强贾龙带头造反。刘焉利用少数民族青羌人和自己的东州士打败叛军，杀死了贾龙等人。
刘焉在打压了反抗的本土人士后更为嚣张，僭越私造了天子的乘舆车辆。初平四年（公元193年），征西将军马腾和刘焉密谋袭取长安。后来密谋败露，因为刘焉的长子和次子在长安为官，所以他们被杀。他们的儿子被南阳人庞羲送回了益州。一场大火又烧了州治所绵竹。刘焉不得已把州治所迁回成都。因这两件倒霉事，刘焉悲痛万分，在兴平元年（公元194年）背疮迸发而死。
刘焉非常迷信巫术，先相信了董扶的谶语，然后迷信五斗米教，任用张鲁。他还因为听说吴懿的妹妹将会富贵，于是把她嫁给了自己的三子刘瑁。因此，陈寿在传末的评价中讽刺他。
我认为，刘焉当时采用的是儒家宽政，这源于他的儒士出身。虽然刘焉“立威刑”，但是这又与袁绍的“割剥富室，收考责钱”有何不同？所谓树立严厉的刑法，无非是使用莫须有之罪冤杀、乱杀罢了，树立了真正的刑法吗？他的统治其实“务行宽惠”，刑法只针对个别豪强，有何公平公正可言？
刘焉弄的这一套很有问题。豪强都不好惹，他一上来就冤杀了益州豪强中的十几人。这下贾龙自然会反。如果想要改掉汉朝宽政的弊病，就必须全面实行严厉的刑法，比如曹操。但是曹操“纠之以猛”，尽管相对公平公正，但是不讨人欢心。刘焉没胆量全盘改革，因为他实在害怕又有无数个贾龙出现。所以，他只能继续执行汉末的弊病政策。刘焉实行的刑法不过“文法羁縻”，靠一纸空文来束缚豪强罢了，没有丝毫实际效果。而且就算他有心再继续整治豪强，他的时间也不够了。毕竟来蜀六年，他就死了。
刘焉统治的失败之处就在于他继承了汉末政治的弊病，只实行儒家宽政，又没有勇气和能力全盘改革。这为他的儿子刘璋执政埋下了祸根。
刘焉死后，本来继任的应该是三子刘瑁，但刘焉的旧部认为刘焉的四子刘璋做益州牧利于自己更好地掌握权力，（而且刘瑁或许是“庶孽之子”）于是一同上表让刘璋代替亡父担任益州牧。刘瑁则丧失了成为益州牧的机会。
刘璋字季玉，性格懦弱，温和仁厚，决断事情不果断。他刚继任就发生了两次益州人的叛乱，五斗米教教主张鲁（原教主张修被张鲁所杀，此事争议较大，不细说）也背叛了他。
当时东州士的纪律非常不好，经常抢劫、私闯民宅和暴动。刘璋柔和、没有威信，不能阻止东州士的暴行。大臣们对此都很不满。
所以在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时，益州巴郡豪强赵韪联合其他益州豪强造反。赵韪是随刘焉入蜀的重臣，刘璋这下可谓众叛亲离了。但奇迹发生了，东州士拼死奋战，赵韪战败，退保江州后被部将杀死。
赵韪之死让另一重臣、防御张鲁的庞羲极为恐惧，他也开始准备造反。幸好汉昌县县长程畿坚决反对，他才与刘璋重归于好。
刘璋继任后，不仅继续实行宽政，连刘焉当年的那一点儿对个别豪强的严厉刑法都没有了。东州士经常抢劫、私闯民宅、暴动，刘璋却管不住。这让百姓们饱受煎熬苦难。
同时，益州豪强们依然嚣张，甚至得寸进尺。当时益州富庶，人们有着奢侈的习俗。做商人的，全家都穿华丽的衣服、吃珍贵的食物。红白之事都能让他们倾家荡产。于是成都县县令董和以身作则，粗衣素食，制定规矩，禁止严防任何人僭越或触犯法律。所以当地的风俗有所改善，人们都畏惧法律不敢触犯，同时非常敬爱董和。但是豪强们忌惮董和的严厉刑法，让刘璋把董和弄到处于益州边境的巴东郡管少数民族，成都的数千官吏、老百姓都挽留董和，于是刘璋让他继续在成都县当了两年县令。后来，刘璋还是按照豪强的意思把他弄去了南中，没想到董和用诚心对待南中人，这让南中蛮人们很敬重他、信任他。在生活上董和也以身作则，比如在《三国志·费祎传》中提到，他的儿子董允参加许靖儿子许钦的葬礼，只能乘坐鹿车（一种小车，不是鹿拉的车子），因为他们家里只有这样的小车，没有豪华车辆。
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出：益州豪强们生活奢侈、厌恶刑法、忌惮清廉的好官，同时有着按照自己的意思命令刘璋干事儿的权力。就连公认的好官董和，在南中任益州太守时，也会对豪强们网开一面（可能是吸取了之前的教训）。县令爨习（当地豪强）犯了法，他的侄子督邮李恢应该连坐免官，但是董和把他赦免了。
应该说，刘璋众叛亲离的根本原因是他治理不当、秩序混乱、民不聊生，既没有得到当地豪强势力的支持，也失去老百姓的人心，这就是失道寡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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