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确实会给中国人、给全世界人带来信心。

这信心是什么？大家关心的，这个世界还会和平吗？能。中国人起来了就能。

中国人崛起不是灾难，是给全世界带来安定。

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年～1975年），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对历史有独到的眼光。其巨著《历史研究》讲述了世界各个主要民族的兴起与衰落，被誉为“现代学者伟大的成就”。

汤因比的中国观最初成形于1931年出版的《中国之旅见闻录》，最终成熟于1972年出版的《历史研究（插图本）》。他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预测：过度的工业化道路已经陷入僵局，重视农业与工业平衡的中国的“中道”才有将来；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如果成为一体，这个东亚共同体将会成为未来世界的中坚力量。

离汤因比的预言已过去半个世纪，今日的中国已然历史性地站到世界舞台中央。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一本让人增长信心的书。对传统文化有信心，对国家民族有信心，并且也给全世界人信心。这信心是什么？这个世界还会和平吗？中国人起来了就能。中国人崛起不是灾难，是给全世界带来安定。

西方是分裂的，中国是稳定的

罗素在一九二〇年随同工党访苏代表团访问了苏联，并会见了

列宁、托洛茨基等人。他虽说高度评价了布尔什维克革命，但也看穿了其弱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实践与理论》这部著作就是他在访苏之后立即着手撰写的，以当今的视点，可以看出罗素已经准确预言了苏联革命的进程。那次访苏后，他立即受到了中国的邀请，

作为北京大学的客座教授，承担了大约一年的课程。他于一九二一年回国，一九二二年撰写了《中国问题》这部著作。这也是一部令人惊叹的作品，虽然是在五十年前撰写的，但准确地预言了当今中国的状况，毫不过时。其中，罗素比较了中国文明和西欧文明、中国人和西欧人，汤因比在自己的著作中所论述的内容可以说他基本都谈到过。这一点之后涉及。接着继续引用汤因比的叙述：“凭借西欧的手段是无法为人类实现在政治上、精神上的世界统一的。”

接着又讲道：“如果要使西欧所动摇的人类生活再次稳定，而

且要使西欧的进取性缓和为在人类生活中不再是破坏性的而是能够赋予活力这种程度的话，下一运动的创始者就必须向欧洲以外去寻求。而且，完全可以设想他将出现在中国。”

这里汤因比是把可能性比较温和地讲述出来。我认为实际上这

正是汤因比晚年的坚定信念。因此，他也这样讲道：“他们在历史上的成就所反映的世界观命令他们：如果人类能够延续到二十一世纪，就必须由人类的某一部分担当起当今需要实现的统一以及稳定的任务。”

“他们”指的是中国人。汤因比此处特别加上“如果人类能够

延续到二十一世纪”这一条件，显露出他认为现状是多么严峻。汤因比之外的许多人也在担忧二十一世纪到来之前人类也许已濒于灭绝，也许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人类将要处于那种状态。

汤因比对中国寄予希望，是因为以前产生的所有文明中，历经

两千年以上，即使遭遇王朝更迭，但依旧保持住了文明特征连贯性的只有中国文明。这一点不论在汤因比初期把文明算为二十一或是二十三种，还是在《再考察》之后算为十三种大文明与十五种卫星文明，都无可指摘。因而汤因比讲道：这就是一个值得惊叹的事实。

在与中国文明比较之后，汤因比指出埃及文明是非常稳定的文

明，可是埃及文明已经在遥远的过去完全解体了，与之相反，即使把其生身父母的犬儒文明也考虑在内也仍旧比埃及文明更年轻的希腊文明也已消失的当今，中国文明却依然在延续着。所以，汤因比对中国文明的这一稳定性、持续性的特点予以了高度评价。

中国走的是不过分工业化的中道

进而汤因比讲述道：“可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体制下的领导者

们，决心要与前工业性的农业文明社会的传统构造进行断交，这即使是一个事实，但也绝不会继俄罗斯、日本之后把自身生活方式的工业化以及城市化，推进到西欧那样的极端状况，这也是事实。”

这就是现在的中国文明与美国文明、革命后的俄国文明只是一

门心思地推进高度的工业化相对的，推进工农业相平衡发展文明的做法。汤因比指的就是这一点：“中国人看起来摸索的是能够结合传统的前工业式的生活方式与最近西欧以及西化各国取代传统后的工业式的生活方式这两者的长处、避免其短处的中道。”

这里的“中道”英文是“a middle way”，加上“a”这个不定

冠词，说明并不是“the middle way”这种唯一之道。“中道”无论是在印度还是在西欧，许多哲学家在展现自己的哲学体系时，都作为重要的概念使用过。中道的理念含有非常深奥的内容，在实际生活中表现得也并不单一，也在以各种各样的方法被实现着，所以汤因比将它说成 “a middle way”。

汤因比与罗素的中国观基本一致

对汤因比的引用到此为止。以上的那些见解说是全部大概也不

为过，罗素在一九二二年撰写的《中国问题》这部著作中都有所展开。

如之前讲述的那样，罗素于一九二〇年五月十九日至六月十七

日访问了革命后的俄国，虽然与列宁、托洛茨基进行过会面，但对刚刚完成革命的俄国不禁感到非常失望。

罗素在同年的一九二〇年，作为北京大学的客座教授讲授哲学，一年后途经日本回国，一九二二年出版了《中国问题》。这本书是一本非常令人惊叹的著作。我也是通过牧野力的翻译才初次读到，书中简直令人无法相信地准确预言了当今中国的现状。在第一章《问题点》中，罗素这样讲道：“中国的国民是世界上忍耐性最强的国民，当其他国家的国民思考十年之后的事情时，中国的国民考虑的是一百年之后的事情。中国国民本质上是不灭的国民，不急不躁的国民。”

《问题点》作为第一章，罗素首先概括性地提出了各种问题，接着他讲道：“中国人发现了会使全世界幸福的人类的生活方式，并且已经实践了许多世纪，如果被全世界的所有人所采纳的话……而我们欧洲人却不是那样，我们的生存方式强烈追求斗争、榨取、多变、不满以及破坏。指向破坏的效率主义只可能在人类灭亡时终结。如果西方不多少学些曾经轻视过的东方智慧，西方文明将使人类走向彻底灭亡。”

这也正是汤因比给现代文明摆在眼前的挑战，也可以说是核武

器、资源枯竭、环境污染、人口暴增这些问题的挑战。所以，可以说罗素对于机械文明的将来也有明确的预见。关于中国人他接着讲道：

“中国人只追求正义和自由，娴静而优雅。在对人类幸福所起

作用的所有点上，中国文明都比欧洲文明出色。在中国发生了年轻的改革家们的强劲运动，如果再给他们少许时间，他们将使本国返老还童，比起西欧人称作文明的像已经磨损的研磨机那样的机械文明，将创造出不可预测的更为伟大的文明吧。”

年轻中国的前兆

罗素到中国赴任后的一年间，中国发生了什么事呢？首先，一九二〇年中国媒体在上海、北京、广东开始兴办，同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结社。接着，一九二一年广东政府成立，广东、湖南农民开始了有组织的运动。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组建起来。

这些萌动在表面上看起来停滞不前的中国内部已经发生了。以北京大学的学生为首的中国年轻人—当时称之为“中国青年”—虽然不是向着革命的方向，却燃烧着改革者的热情。罗素对这些年轻人寄予厚望，如果给予这些“中国青年”适当的时间，中国会建立起卓越的文明。

对于当时的旧中国，鲁迅在《阿Q 正传》以及其他作品中都表示了深深的忧虑。可是，从中国人所具有的能为自己的生活、文明深谋远虑的资质当中，罗素以深邃的锐利眼光捕捉到了将来必然会成长起来的种子及其萌芽状况。

罗素从希腊文化、犹太人的宗教和伦理、现代的产业主义（这

是近代科学的产物）这三大方面寻求西欧文明的起源。他讲道：西欧从犹太人的宗教和伦理中继承了狂信、宗教上的不宽容、国家主义的部分，但这些因素基本上没有对中国文明予以影响；与之相反，公元前六世纪的伟人老子、孔子已经拥有了应被视为现代中国特质的多数内容。

现在，中国正在批林批孔。批判孔子在五四运动时也相当活跃。可是儒家和老庄的教导、作为民间信仰的道教与之后传入到中国的佛教一起（在某些时期姑且不论），长期地和平共存并相互影响，形成了中国人的智慧尤其是其生活智慧。我从过去就是这样感受的。

中国的状况再稍微稳定一些，中国人两千数百年来凝结成的那种生活智慧，终将对新社会的建立与发展产生重大的意义。如果将来与我们描绘的“世界政府”的概念极为相近的“大一统国家”这样全球性的统一体能够建立起来，中国将借助那种智慧成为中坚。

这样的预想，即在以全球化为形态的将来的世界中，文明将从西方转移到东方，是汤因比的蓝图。而罗素也已经在五十年前，就从对中国人现实生活的见闻中给出了同样的预想。罗素看到的中国民众中，不识字、不能阅读者众多，但在生活智慧上，他们拥有两千数百年来在历史中培养出的良好资质。

二

中国发展迟缓潜在的意义

日本痛切感到与西方的巨大差距，百年来憋足力气努力地追赶。日本的近代化毋庸置疑，非常迅速。与其相比，中国进展缓慢。从性急的日本人要的速度感来说，会觉得中国人非常迟钝。近代化开始早、进展顺利的日本，一开始就有嘲笑中国发展迟缓的风气，当今也依然存在。

可是，汤因比仍然主张中国“发展迟缓的有利性”。中国正因为发展迟缓了，才没有走上近代后期过度的工业至上主义道路，也没有显现出那种弊端，所以获得了能够创造与之不同的第三条路的机遇。这样看的话，中国的迟缓就具有了潜在的意义，拥有了未来的可创造性。

反之，日本不顾一切的“追赶、超越”是一种单调的偏颇，走上的是极端的军国主义道路。而当军国主义遇到挫折时，又走上了极端的高速增长的道路，虽然目标被实现得非常好，可是目标的先后顺序却发生了错乱，也就是说，更加重要的目标被疏漏了。我们的中国观首先是被军国主义培养，接着又被生产至上信仰重新着色。如果不动摇这种既成的中国观，“脱工业化”也好，中国将成为大一统国家的中坚也好，东亚（中国、日本、朝鲜、越南等）联合起来成为世界的基轴也罢，都是根本不能接受的。

一般认为，中国近代化的开端晚于日本大约五十年。向中国寻

求相当于我们的明治维新的话，简单地说算是辛亥革命吧。在这期间，日本巩固了独立的地位，并开始侵略亚洲。与之相反，中国被西方列强蚕食，陷入半殖民地的窘境。日本围绕朝鲜的统治权发动了甲午战争，在甲午战争之后，加入到侵略中国的行列。中日两国 “欧化”的差异清楚地显现出来，在战斗中日军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由于这次胜利，日本不只对中国人，也开始轻视东亚，从而打下了“脱亚入欧”的军国主义基础。

中国的发展迟缓是因为接受近代西方文明时行动缓慢。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直蒙受了接近一百五十年的屈辱对待。特别是前半段的行动迟缓，使得近代化的开端晚于日本大约五十年，成为了近代中国悲剧的源头。如果能像日本这样轻松地“欧化”的话，近代中国的悲剧性事态也许不会发生。可是，中国不可能像日本这样轻松地“欧化”变身是有其原因的。中国受到一百五十年的凌辱，但承受住了试炼，所以才可以说中国孕育出了未来的可能性。

在近代化的开端上，中国迟缓于日本五十年的原因是什么呢？

迟缓的主要原因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我想举出三点：第一是清朝是半征服王朝；第二是中国的统治层不是以军事权力为基础的贵族、军人，而是传统的文官；第三是统领众多“卫星文明”的“大文明”所特有的中华思想。

首先，请注意清朝是一个半征服王朝，满族统治着占压倒性多

数的汉民族。清朝并不是像元朝那样的蛮族游牧民建立的纯粹征服王朝，它带有半汉化的边境性的性格，而且还具有游牧民族的性格，是一个满族人的王朝。汉帝国崩溃之后的中国史是蒙古草原的游牧民对居住在肥沃土地上的农耕民的斗争、角逐的历史。由中国当地人建立王朝的时间还不满这段历史的一半。中国的防备往往是朝向北方的。在争斗的过程中，因为居住在草原与沃土之间，所以兼具双方优势的所谓“两栖性的”民族能够掌握着主导权。这就是清朝。

清朝有史以来首次征服了作为北方威胁源头的草原全境，使之纳于自己的版图之下。通过规避过去多个征服王朝招致没落的过错，其政权跨越三个世纪而维持下来。在近代西方突然来拜会时，它正处于鼎盛期。

清朝的精力完全使用在对汉民族的招揽与对游牧民的怀柔上。他们创造性地、巧妙地克服了这两个棘手问题，已经没有了对手而沉浸在汤因比所谓的“胜利的陶醉”中。而他们正要“休养生息”时，遭受到了意想不到的第三个棘手问题，即受到近代西方的挑战。

他们完全不能很好地应对，形势恶化时，作为征服王朝更加不得要领。如果能够圆满地应对外在的威胁，还可以保持对内的威信，但对外威胁的应对一旦失败，会比当地人组建的王朝丧失更多威信，从而只会考虑自身政权的维持和本民族的利益，不可能站在呈压倒性多数的被征服民族的角度思虑整个中国的状况。不仅如此，在遭遇到可能被殖民化的危机时，它不会给忧虑事态的发展、思索破局之路的忧国之士以活动的空间。如果是当地人组建的王朝，会出现思考整体的自觉者，他们会发挥先导性的作用。明治维新比辛亥革命早五十年，应当可以说是因为德川政权是当地人组建的王朝。

建立在当地传统上的中国文明

中国的统治阶级是文官，既不是骑士也不是武士，他们很早就摆脱了军国主义形成的可能，从这个意义上看这是中国文明的一大长处。而我们国家自武士阶级当权以来，到战败为止没有文官统治的传统。在日本军国主义有九百年的传统。政权统治者对军事上的优劣具有敏锐的感觉，一旦意识到自己处于劣势，无论如何都要不惜代价立即制定成为军事强国的政策，直到实现军事优先的体制。

这就是军国主义，军国主义即社会价值中军事上的价值（善于打仗、武器先进、作战勇敢）比其他任何价值都优先的价值观。明治维新的推进者是觉醒的下级武士，他们对日本在军事上的劣势反应灵敏，把“富国强兵”政策作为文明开化的关键，而富国是强兵的前提，总之就是把强兵作为最优先的政策。

与之相反，在文官统治传统强大的地方，不会优先考虑军事上的价值。关于军事问题文官比武官（武士）迟钝，而且这个文官传统因科举制被制度化，持续了一千多年。为了成为统治阶级，就必须要考中叫做科举的文官录用考试。即使武艺高超也通不过，必须精通万卷的典籍。这种不以出身录用人才的制度比起世袭制更加高明。通过多个层级的国家考试才得到高位的高官认为，转换到西学的行为等同于放弃好不容易到手的特权与地位，因此他们不可能简单地转变思维。容易掌握外来的知识、技术的不是大人物，而是年轻人。如果谁要大肆推行欧化路线，马上就会被压制下去。相对倡导革新的欧化派，紧抱当地传统的保守派的力量更加强大，科举制是在临近辛亥革命时才终于被废止的。

中国传统的保守派超过欧化的革新派的倾向与奥斯曼土耳其相似。与欧洲比邻的土耳其，虽然从十七世纪末在军事上已然处于劣势，但仍沉醉于昔日的荣光中，怎么也不觉醒。而同样与欧洲接壤的俄国多次受到瑞典、波兰的侵略，当意识到自己的劣势时，立即在十七世纪末开始欧化。一个世纪后的俄土战争中，土耳其被俄国打败，才体会到自己的劣势。塞里姆三世、马赫穆德二世开始进行欧化，但此后不久保守派的反击又使得土耳其退回到传统路线。这样的欧化与国粹为本的转换反反复复了三回，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才终于全面地开始欧化。

俄国的轻松转变与日本的轻松转变相似，土耳其的保守倾向与清朝相似。而且，如果说十八世纪末的俄土战争与甲午战争相似，也不算牵强吧。土耳其的犹豫不决是漫长的，这得益于欧洲对伊斯兰世界的恐惧。而中国的事态却是紧迫的。

上面的对比可以导出第三点。像中国文明、伊斯兰文明等，长

时间没有比肩者，持续占据着压倒性的优势，因而对当地的文化抱有极大的自豪感。这样的文明遇到新文明兴起并与之接触时，因为高傲不会给予高度的评价，不会诚实地承认自己的劣势，也不可能应对那种局面。

中国在十六世纪与近代西方相会时，称他们为南蛮。南蛮的意思是南边的野蛮民族。自己是中华，把四周都视为野蛮民族。事实上，历经三千余年，在东亚中国确实就是中华。而且，从

公元前十五世纪到公元七世纪这二千二百年内，中国周围名副其实都是野蛮民族。到公元七世纪，周围的各蛮族沐浴了“中华”的余泽，分享了余惠，终于在周边形成了中国的“卫星文明”。它们只是新崛起的、沾光性的文明。朝鲜、日本、越南的文明就是中国文明的“卫星文明”（也是“周边文明”）。

中国从其他文明受到的巨大文化影响只有一个，即汉帝国走下

坡路、动摇起来时，接受了印度传来的佛教。佛教经过数世纪征服、压制了中国文化。这对高傲的中国文明似乎是相当屈辱的事情，因而在宋代本地的儒学吞噬了外来的佛教，连续三个世纪展开了凌驾于佛教的持续性的思想运动。这就是宋学，其代表是朱子学。

步日本、埃塞俄比亚之后尘，中国也进入锁国状态。但锁国的

原因与日本、埃塞俄比亚不同，只是由于南蛮人把自己的神名称为中国皇帝的上神名“天帝”这一点。所以不能给予不知礼的蛮族人以赐见的机会。可是到了十九世纪再次与他们接触时，产业革命后的近代西方已经完全不同。他们已经占有使中国不可能坚持锁国的绝对性的压倒性优势。

自给自足、固守着中华意识、沉浸于胜利的陶醉中的清朝，于鸦片战争之后动摇起来，没有处理好一件事，致使事态不断恶化。虽然开展过形式上欧化的洋务运动等，但中国已进入以姑息的手段不可能改变现状的境地。结果，如果不推翻清朝，中国的彻底转向已然不可能实现。而推翻清朝之后，之前的不利转为优势，有意义、有价值的因素也产生出来。

有利的农业模式

比明治维新晚五十年的辛亥革命之后，因为发展迟缓，在中国发生了何种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呢？

辛亥革命受挫后，在连续数年间的绝望中，承担革命任务的人们的精神错综复杂，转向内心的理解。他们发现，即使政治、社会上的改革运动被阻挠，但自己意识的变革仍然可为。那就是从一九一七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

那是从胡适的白话（口语）运动开始的儒学批判，甚至发展到对其根基孔子本人进行批判，还波及作为中国基础的家族制度即宗族制度。凡是阻挠中国近代化的传统的权威、制度和思想都要予以淘汰。共产主义运动也是从这个新文化运动中诞生的。

一九一七年的新文化运动是近代中国的起点，其铺垫是作为政治革命的辛亥革命及其遭受的挫折。其后多次的革命都是以新文化运动为起点的。四〇年之后的“中国革命”也是这样，此前所讲的“文化大革命”当然也是处在这个延长线上的。

新文化运动的成果中值得关注的是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这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们代言民族的心声，五月四日开始向民众诉说中国的危急状况，发起反日、反政府的运动。约翰·杜威被北京大学聘为客座教授时，他亲眼见到学生们拿着洗脸盆、穿着随时被宪警抓捕也不在意的行装走上街头向民众宣传的样子，深感与日本相比中国的近代化更加根深蒂固。

同样，受到北京大学聘任的罗素也直接接触了近代中国的文化革命，在《中国问题》中他作出了对比：日本的近代化尽管华丽耀目但根基弱，而近代中国的精神革命是有分量的。

我们日本的近代化确实速度惊人，但是没有经历过新文化运动那样彻底的意识革新，可以说战败后的今天依然如此。

因为发展迟缓还发生了何种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还想谈一下中国革命的方式。

以前的共产主义考虑的是，如果以共产主义制度进行发展，肯

定能够比资本主义制度生产出更多的产品。让汤因比讲，这种想法与资本主义相同，也是被产量至上主义附身，来源于贪欲。为提高生产，推进工业化就是关键，工业化进而城市化将成为其优先目标。

这类被工业优先、城市优先的想法附身的莫斯科组织中的领导者与毛泽东长期对立。毛泽东掌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是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开始的。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中期，是毛泽东在党内被迫苦斗的艰苦时期。

如果让毛泽东讲，就是从未来过中国、见过中国，甚至对中国也不负任何责任的人，怎么能够对中国革命的战略战术发布指令呢！首先他们没有资格，其次他们也应当没有那样的智慧；待在克里姆林宫深处的房间中，怎么能懂得中国呢！稍微听一听别人的讲述，怎么就会懂得中国的实情呢！那样的人所讲的话是不能信的。我们在接近一世纪屈辱性的、奴役性的泥沼中到处乱爬，这样做一做，那样做一做，一直在黑暗中摸索，从那些苦战中才看到了一线光明。

莫斯科组织的共产主义以城市为中心问题，把城市的劳动者定

为革命的中坚，以为在城市中才能产生有意义、有价值的事物。可是，中国社会并不是欧洲的城市化社会。在欧洲近代社会通行的以城市劳动者为主体的革命方式，根据毛泽东的认识，在中国是无法通行的。毛泽东很快就对城市不抱指望而下到农村，认为首先必须要巩固农村。毛泽东牢牢抓住了中国的城市与农村的差异，他确信：把农村作为基础，把农民特别是贫农作为中坚，以农业模式下的革命方式进行革命，如果不那样做，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中国的城市和农村有什么不同呢？城市已被工业化、殖民地化，甚至西化。与之相反，农村还未被工业化、殖民地化，避免了

西化。这三个特征是个系列性的事物。城市以工业形成，而工业被西方列强以及日本帝国主义支配着，所以城市已被殖民地化。近代技术是西方式的，所以它也已被西化，不再是中国式的。

利用城市与农村的这种差距，以广大的作为面的农村包围作为点的城市、攻占城市，正是中国革命的战略方针。这就是农村模式的革命，革命的中坚不是城市劳动者而是农民。此后中国的发展历程都是以农业模式进行的，比如人民公社就是从农村开始，然后发展到城市。

这样的农业模式是因为近代化迟缓，结合实情才被发现的。工

业化的过程如果能够持续无限发展上升，迟缓当然是极其不利的。可是，就像汤因比预测的那样，过度的工业化会走到尽头停滞下来，必然转向与之相反的“脱工业化”道路，这种情况下，迟缓反而成为有利的条件。这是因为迟缓可以避免过度工业化所犯的错误（环境污染、资源浪费、南北差距的扩大）；能够避免“脱工业化”引起的混乱，顺利地稳定下来；能够推进农业与工业相平衡的工业化；由于得到多数人的支持，能够拥有先进性。

发展迟缓的有利性不只是对中国，拉丁美洲也同样如此。汤因

比从一九二〇年代一直在讲，拉丁美洲已经消灭了种族歧视。这都是由近代化甚至是世俗化的迟缓带来的有利性。很早就去除了宗教规制的地方，种族歧视毫无节制，而宗教规制强大的地方，依靠改宗能够超越种族的壁垒。

拉丁美洲发展迟缓的有利性从其文学方面也是可以理解的。从一九四〇年代到如今，拉丁美洲的文学被认为迎来了黄金时期。这些文学作品只有在近代化迟缓的地带才能开花，其基本主题是迟缓者与发达者间的时间差。只追求快速近代化的人，是看不到时间差的优越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