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达对明清文学研究现状及其相关学术动态的认知，是《明清文学与文献》勉力追求之所在。明清两代文学的文献整理和前沿成果日益丰富，相关课题也在多维度多层面的拓展中，有更多的学术课题浮出水面，等待集中探讨，深入开掘；借助一个稳定的载体审视端倪，通达整体，一定有益于明清文学与文献研究的拓展、深入和整合，并形成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思考。如重视基础文献的辨析和考论，关注文本分析的深入和独到，注意考量文化气韵和思想指向于具体研究中所占之份额，进而具体化为由文献进入文心的学术研究理念，是我们倡导的方法论，其关涉学风，指向学术的未来。本辑中的相当篇幅关注文学史料的梳理释析，即缘于这一理念。对这种基于文献还原的历史研究，我们提倡在阅读大量基本文献的基础上，搜寻考释，钩玄探逸，进而追踪觅影，顺藤摸瓜，考知诸多有关的人和事，对记述不一的文献资料去伪存真，进而厘清研究对象各要素之间的关系，还原其历史生态之原貌。作为文学的文献研究，其一方面指向史实的还原与对知识的把握，同时也为文心研究提供基础与前提。在这样的方法论视野里，文献研究永远不是目的，其必须借助文心的引导和激发获得开掘、归纳、拓展，促进历史不断向人们敞开，才能烛照生命，打通古今，以我们理解历史的独特存在方式服务于现实人生。

　　“赵氏孤儿”故事与震动春秋政坛的“原屏之难”相伴而生，强卿赵氏在这场危难中几近灭顶，这便是后世赵氏孤儿情节模式生成的土壤。从《左传》中我们可以看到，史家只是客观地陈述一段历史，由于编年体的史书特点，关于赵氏灭门的情节我们只能在《左传》中搜罗，互相参看，然后整理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左传》中的历史陈述重点不在存孤、救孤，也不在忠奸斗争，赵氏的灭门完全是一次政治争斗的展演。赵氏家族从晋文公时期开始兴起，赵衰当年以自己敏锐的政治眼光和宽厚的品性跟随公子重耳出逃。当晋文公执掌晋国的时候，赵家的势力开始壮大，到了赵盾时期，赵家作为卿族的势力已经明显地威胁到了君权。《左传》记载晋灵公奢侈以及残忍的恶习，“厚敛以雕墙，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丸也。宰夫腼熊蹯不熟，杀之，置诸畚，使妇人载以过朝”。面对这样的君主，“于是，晋侯侈，赵宣子为政，骤谏而不入，故不竞于楚”，“宣子骤谏”。赵盾数次直言不讳的进谏引起了晋灵公的反感，加之灵公年龄渐长，颇欲收回赵盾手中的权力，以便自己为所欲为，于是产生了杀害赵盾的念头。由于赵盾在晋国国内臣民心中的声望甚高，晋灵公一时找不到杀害赵盾的借口，遂派刺客往赵盾家中行刺。《左传》记载：“公患之，使鉏麂贼之。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麂退，叹而言日：‘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刺客鉏麂被赵盾的恭敬所感化，自杀而亡。晋灵公一计不成，再生一计，遂又想出“宴杀”之计。晋灵公设宴请赵盾饮酒，暗中埋伏兵士，欲将赵盾刺杀于宴席，这次又因为提弥明和灵辄两位义士的以死力搏而失败。“秋九月，晋侯饮赵盾酒，伏甲将攻之。其右提弥明知之，趋登日：‘臣侍君宴，过三爵，非礼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杀之。盾日：‘弃人用犬，虽猛何为！’斗且出，提弥明死之。”提弥明搏杀恶犬，最终被晋灵公甲士杀死，此刻，灵公卫士中一位曾蒙受过赵盾恩惠的甲士挺身而出，倒戈而击其余众兵士，赵盾方得以逃脱。“既而与为公介，倒戟以御公徒，而免之。问何故，对日：‘翳桑之饿人也。’问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
　　“刺杀”、“宴杀”是后世“赵氏孤儿”情节模式的主要构成部分，可是我们会发现，史书《左传》里的行为实施者是晋灵公，刺杀事件明显标志着晋灵公与赵盾之间的矛盾已经公开化，君臣之间已成水火不能相容之势。在“刺杀”和“宴杀”事件过后，赵盾因无法再见容于君，只好逃亡国外，这就意味着从此以赵盾为核心的赵氏宗族在晋国失去了往日的辉煌。
　　赵氏与晋公室之间的矛盾在史书《左传》中描写得很清楚。赵盾出逃，他的弟弟赵穿弑杀了晋灵公，因此赵盾被史书冠以“弑君”的恶名，但从一些史籍如《春秋》、《左传》来看，对赵盾和晋灵公之间的矛盾，人心所向还是在赵盾一面。如《左传》把晋国不能与楚国相敌的原因归为晋灵公奢侈且不听赵盾劝谏，“于是，晋侯侈，赵宣子为政，骤谏而不入，故不竞于楚”。赵盾背上“弑君”恶名之后，孔子也为其鸣不平，孔子肯定其为“古之良大夫”，说他蒙上恶名只是因为史家的手法，若是当时他出奔的速度快些，赶在晋灵公被弑之前越过边境，那就不会背上弑君的恶名了。“孔子日：‘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盾，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竞乃免。’”后世的文学作品承继了这种情感因素，赵盾以忠贞贤良的艺术形象存活于文学作品中。这种现象说明，文学艺术在接受历史叙述的时候是有所选择的，选择本身就是一种思想的表达。
　　综上所述，春秋时期赵氏的灭族有着复杂的政治原因，赵氏的灭门惨案是政治争斗中的流血事件，与忠奸斗争似乎相去甚远。然而，赵氏家族由烈火烹油之盛到“原屏之难”几近灭门之惨的强烈变化，不仅是晋国而且也是春秋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对当时的国内外政局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民间自然广为流传，其民间接受过程中想象的空间是巨大的。
　　“赵氏孤儿”故事由史及文的最初实践者是对中国叙事文学产生深远影响的司马迁，他的《史记》不仅仅如《左传》一般记述过往的历史，更重要的是，司马迁在记述历史的时候倾注了浓厚的情感和人生思考，在众多的叙事元素中，司马迁选取了最具文学性和感染力的情节因子阐释生发，故事传奇，情节曲折，后世故事的模板在此大致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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