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千帆的两点论也是如此认识辩证法意义上的矛盾的，它所谈论的两点包括形式逻辑意义上的矛盾、对立和差别在内。但同时，在两点论的具体论述中，其两点侧重于可以两相结合或交融互补的对立和差别，而不是不相容的矛盾，或不可结合的对立或差别。例如在《两点论——古代文学研究方法漫谈》中，程千帆把文与史、高与大、文艺学与文献学、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等视为两点。在这些两点中，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是相反性或相应性的对立，而文与史、高与大、文艺学与文献学不是矛盾，也不是对立，而是差别。这是因为高的对立面原是低，大的对立面原是小，所以高与大并非对立和矛盾，而相应的文与史、文艺学与文献学等两点也同样如此。在《治学要重视解决矛盾》一文所谈的“专精与博通”、“材料与论点”和“局部与整体或宏观与微观”三组两点中，专精与博通、局部与整体或宏观与微观属于对立，材料与观点属于差别，都没有包括形式逻辑意义上的矛盾。前述程千帆在《闲堂自述》中所谈方法论之种种两点，例如知与能、感与知、具体与抽象、微观与宏观，等等，以及其他学者所概括的千帆诗学方法中的种种两点，例如古与今、中与外、雅与俗、南与北，等等，也都是这样具有两相结合或交融互补关系的对立或差别。由此可见，千帆诗学的两点论着重关注的两点是可以两相结合或交融互补的对立和差别，而不是不相容的矛盾，或不可结合的对立或差别。显然，这就是千帆诗学两点论之两点的侧重性，也就是它的独特性。
将具有这样特点的两点与三种类型的阴阳相对照，可知它们皆为两是类阴阳。如前所述，阴阳合一的世界观在价值观和方法论上必然尚和，而两是类阴阳最为适合尚和的尺度，所以中国古代的辩证法虽然没有忽视是非类、两非类的阴阳，但实际上更加注重两是类阴阳，或者说注重两是类阴阳的辩证法占据着中国哲学的主导地位。所以，在先秦文献中出现的各种并举的阴阳例证中，两是类阴阳最多，是非类阴阳次之，两非类阴阳最少。要查找两是类阴阳的例证，俯拾皆是；而要查找是非类阴阳特别是两非类阴阳的例证，则非要花费很大的功夫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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