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学术丛书：士族审美趣味和中古文坛风尚》：
我以为这里的关键在于对“经”字的理解。“经”自然是经过的意思。所谓“经过”云云，总是相对于甲地到乙地中间的某一点而言的。在“逝将西迈，经其旧庐”两句中，一般读者很容易理解为是从怀县始到洛阳终的一段路程，这就会把“旧庐”当成是在怀县和洛阳之间的某个地点。这在文句的理解上是可以成立的，但与实际的地理方位则是完全不合的。这就启发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作者在写这两句话时，他心目中旅程的起点和终点究竟在什么地方呢？既然以洛阳为终点的说法说不通，那么我们何妨改换一下终点，看看能不能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我以为，作者在描述他的行程路线时，是把整个旅程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的。也就是说，他是把怀县作为旅行的起点，同时又作为终点。如果是这样的话，问题就变得容易理解了。只要在这趟旅行中，他还没有最后返回原地，那么他途中所历，不管是顺路也好，还是枉道也好，都可以说是经过了。序文中所谓的“经其旧庐”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事实上，这一层意思，在正文中也有照应。正文不是在清晰地交代了之前的行程之后说，“经山阳之旧居”吗？获得了这样的认识之后，我们再回过头来对比序文与正文的表述，就会发现，二者间其实根本没有矛盾。序文只是正文的简略说法，而正文则是序文的详细描述。只是因为序文过于简略，省略了某些环节的交代，以至使人误以为“西迈”和“返经”是发生在同一时段中的两个行为。其实对序文表述的确切含义，李善早就作过解释：“言昔逝将西迈，今返经其旧庐。”将“西迈”和“返经”作为旅程中两个阶段来看，“西迈”是昔，“返经”是今；赴洛阳在前，吊山阳在后。“经其旧庐”是相对于整个旅程而言，而不是发生在“西迈”途中。这样的理解才是深得作者用心的，也是完全准确的。
解决了行程路线的问题之后，我们对向秀此时心态的理解可以更具体、真切。景元四年（263）十月以后，嵇康因为坚持不与司马氏集团合作，被司马氏集团以“言论放荡，非毁典谟”的名义杀害。这无异向当时所有的士人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要么与政府合作，要么就是遭受迫害，甚至招来杀身之祸。作为嵇康的朋友，在此之前向秀对于司马氏政权的态度，即使没有直接地表示反对，至少也是持着消极的不合作态度。我们从他赴洛后，司马昭的问话中即可看出端倪。“文帝问日：‘闻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说明此前的向秀一直是用避世的方式消极抵抗当局的。即使此后被迫入仕，他也并无热情，“在朝不任职，容迹而已。”然而嵇康事件的发生已经不允许向秀有丝毫的迟疑徘徊了，当局就是用这种特别的方式迫使所有士人（尤其是名士）明确地表明对司马氏政权的态度。作为有影响力的名士，尤其是作为嵇康的朋友，向秀的出处举动受到了最高当局的密切注视。我们从上引司马昭“闻君有‘箕山之志”’的问话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不管向秀的真实动机如何，从司马氏的眼光看出来，“箕山之志”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态度，包含着疏离，甚至是对抗现政权的意味。对于司马氏的这种解读，向秀自然是清楚的。何况其时“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是一个恐怖的时代。可以想见，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中，向秀的处境是极不自由，甚至是极危险的。面对着强权的高压，如果向秀不想重蹈嵇康覆辙，想要保全自己身家性命的话，除了向当局表示臣服之外，还能有什么路可走呢？应郡计赴洛的决定就是在这种情势下作出的，从向秀的角度看，这是一个在险恶环境中保全自己的明智的决定。我们看他在嵇康事件之前从未有过出仕的经历，嵇康一死就迅即作出应郡计赴洛的决定，可想而知，嵇康之死对他心灵震恐的程度，也可说明决定赴洛的动因了。《向秀别传》说“（嵇）康被诛，秀遂失图，乃应岁举”，把二者的关系揭示得很清楚，这是很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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