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库·滋兰室文史丛稿：温洪隆自选集》：
屈原这样理想的忠臣在秦汉以前不可能产生，因为当时不会有这样奇怪的君臣观念，这种观念是汉代的老学究“读进”《楚辞》里去的。虽然胡适先生没有明确指出这种奇怪的君臣观念的内涵，但是从他指责东汉王逸“酸化”《楚辞》，处处解作“忠君忧国的话”，可见其所指的是“忠君忧国”的观念。这就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秦汉以前存不存在忠君忧国观念、能不能产生屈原这样的忠君忧国者？二是《楚辟》中的忠君忧国观念是作品固有的还是“汉朝的老学究”强加进去的？
应该承认，春秋战国时期的君臣观念有其复杂性。武王伐纣，“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这些诸侯国，都是周王朝统一领导下的侯国，不少还是同姓国，朝会聘问，常有来往。自从平王东迁以后，周王朝失去了对诸侯国的控制权，“自列为诸侯”，“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于是“周网解结，群鹿争逸，离为十二，合为六七，四分五剖，并为战国。士无常君，国无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贫，矫翼厉翮，恣意所存”。各诸侯国之间，士的来往也比较自由。被誉为圣贤的孔子、孟子是鲁国人，但都周游列国。卫国的商鞅，先是到魏国，后又由魏入秦，事秦孝公，又领秦军伐魏。卫国的吴起到过鲁国、魏国，后又入楚佐悼王变法。魏国的范雎入秦事昭王，而为秦相。燕国的蔡泽游赵、韩、魏，最后入秦而为秦相。赵国的苟卿曾游学于齐，后又适楚而为兰陵令。苏秦、张仪之徒，更是朝秦暮楚，毫无祖国观念。这些事实说明当时的确存在“士无常君，国无定臣”的现象，而且相当普遍。如果将这些人不加区别地一律斥之为背主叛国之臣加以否定，是很难为人们所接受的。但是我们能否因此就得出结论，说春秋战国时期不存在忠君忧国观念，不可能出现忠君忧国之土呢？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据有关史料，春秋战国时期忠君忧国之士并未绝迹。郑国的叔詹，在晋军兵临城下时。主动提出：“晋所以围郑，以詹，詹死而救郑国，詹之愿也。”愿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拯救郑国的危亡。鲁国的子叔声伯（名婴齐）坚决拒绝晋人的利诱，被范文子称为“奉君命而无私。谋国家而不贰，图其身而不忘其君”。晋国的苟林父在郯之战中被楚所败，不但没有逃跑，反而回到晋国请求死刑，士贞子称赞说：“林父之事君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社稷之卫也。”齐国的王蠋拒绝燕人“以子为将，封子万家”的诱惑，决不降燕，义正词严地回答说：“忠臣不事二君，贞女不更二夫”，“国既破亡，吾不能存”，“与其生而无义，固不如烹！为国而死。赵国的蔺相如在渑池之会上和强秦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维护赵王与赵国的尊严，而在“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思想指导下，对于同僚廉颇的侮辱却采取避让态度，宁愿称病不朝，不与同列，引车避匿，一再退让，终于感动了廉颇，负荆请罪，成为刎颈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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