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学术前沿（第九辑）》：
以上我们分析了从《诗经》时代至今的唐前南北文学地理研究的历史进程，并试图从这一历史进程中凸显唐前南北文学地理研究中所呈现的文化与文学地理观及其嬗变轨迹。笔者以为，传统时代的南北文学地理观，具有强烈的地缘政治与政教伦理色彩，即充满了政治与意识形态话语权力对南北地理及南北文学的型塑。这使得传统社会中对南方文学的评价始终在北方政治与文化中心的视域下接受审视、重组与改铸，南方地域遂成为与北方相对的异质空间，南方文学成为有违于儒家诗教或有害政教的代指。1840年以后，在中国现代性展开的历史进程中，西学东渐的影响，民族救亡与国家意识的增强，古今中外学术思想的交错激荡，现代性视域下的文化与文学地理观渐从传统中走出而显示其当代意义。梁启超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主要表现为受到传统与西方的地理环境以及种族观的影响，虽然能打破北方中心的传统文化地理观，能以发展的观点审视中国地理与文明的关系，对南方文学尤其是屈原骚体给予南方后进民族的文化地理的评价。而刘师培在地理与文明的演进上的观点虽多同于梁启超，但是他的南北学派不同论，可以说是对传统社会南派与北派的进一步推演，其目的是通过源头上的北方之学也是正统学术的确立，以“保存国粹”，具有借学论政特色。这也是身为南人的刘师培遵循传统的学术与文学南北两派之分加以延展论述的重要原因。20世纪20年代以后，陈钟凡、谢无量、游国恩及陈寅恪等先生，已从中国地理与文明、南北文化与文学简单的、静态的比较中走出，能从南北地域的自然环境、地理与种族、文化的复杂关系中探寻南北文化与文学特征以及南北文学融合等复杂的文化与文学地理问题。尤其是陈寅恪的文化重于种族的文化地理的视角，超越了传统与西方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及种族主义的歧视，探求一定地域的政治与权力的文化运作特征，这不仅与中国古代地域文化与文学的相符合，而且呈现出后现代地理学的色彩，故其治学特色多为后来史家所继承。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启蒙思想与“文化热”，带动了学人对中国文化多元的思考。历史的巧合是在20世纪最后十年中，人们再次想到南北文化的问题，探求中国文化多元共生、“和而不同”的文化形态和精神，重新面对东西方文明对话，与世纪初相较，虽然显示出更多的文化自信与姿态，但是如何从南北文化角度总结出中国文化的演进轨迹，并能从中总结出有益于人类的文化哲学，可谓是任重而道远。
就唐前南北文学研究来看，1949-1979年这三十年中，虽然有唐长孺等先生的文章问世，但他们的治学方法多在1949年前业已形成。就学术研究而言，从整体上说，20世纪80年代以后文学地理研究并未能很好地与前代相接。如上所述，从1980年至今，仅就唐前南北文学地理研究而论，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局限亦非常明显，诸如文学地理研究思维偏重于静止、单一；文学地理研究书写仍是文学史笔法；受到疑古思潮、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政治伦理以及区域文化建设的功利主义等思想影响，文学地理研究呈现出许多非地理因素。其对文学地理研究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大多成果千篇一律，研究缺乏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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