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学术前沿（第八辑）》：
当然，文学研究是很复杂的，它的如何进入和展开因人因对象而异，有不同的范式和路径，也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作为一个“选本”，它对学生研究意识的培养主要是引导，而不是刚性的指令，且在本科阶段不可操之过急，对学生提出不切实际的太高要求。但无论如何，强调研究意识的培养，强调对本源性史料尊重的实事求是的学风，强调必要的学术训练，对学生来讲不仅都十分必要，而且须臾不可或缺。可能是受西方文化和学术思想的影响，也与现行的体制有关，中文教育长期以来重“思想阐释”而轻“史料考据”。尤其是“三古”（即古代文学、古代汉语、古典文献）以外一些新兴或比较新兴学科以及相关课程，这个问题似乎显得更突出，也更严重。这就使中文教育尤其是某些作品的解读无形之中被空壳化了，它似乎变成了某种“思想”的简单符号或工具而失去了自身的主体性。这种“思想”在以前是政治学、社会学的，它也被强行纳入政治学、社会学视域中进行解读；现在则被纳入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视域中进行解读，从观念、思维到概念、术语完全是西式的。一切都效法西方，以是否符合刚引进的西方某某主义为取舍标准，而很少顾及作品的“历史语境”和自身的实际情况，更没有很好地考虑与中国固有、迄今仍然富有价值的传统思维理念和研究方法的对接。这样的解读貌似时尚，实则是用虚蹈空洞的所谓“思想”（准确地说是“西方思想”）代替具体而微的艺术分析。这样一种不及物的研究，它往往不可避免地对作品进行粗暴图解和肢解，显然是不可能真正发现美、洞察美的。为什么现在不少中文系学生对经典作品反应比较冷漠，感受不到其中妙处，先人为主地用某种所谓的“思想”去套作品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需要指出，在时代整体学术风气的影响下，中文教育重“思想阐释”而轻“史料考据”的现象在最近一些年程度不同地有所改正。在文艺学、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那里，开始出现了由单一的“思想阐释”向“思想阐释”与“史料考据”的双向互融的方向发展。这是很可喜的，它标志着中国语言文学教学和研究出现了重大的“战略转移”。但这仅仅是开始，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由于西学在中国的强势存在，也由于学术浮躁风的盛行，上述现象还没从根本上得到改观。据说前几年有人在做“重返80年代”研究时去采访韩少功，曾把新时期的一次重要的文学自觉运动“寻根文学”，说成是因为政治“压力之后的不得已而为之”的，弄得韩少功很郁闷很生气。这里之所出现这样的误读，主要原因在于它不是从“事实”（“史料”）而是从“思想”出发进行。陈寅恪先生在1936年曾批评“今日中国，旧人有学无术；新人有术无学，识见很好而论断错误，即因所根据之材料不足”。陈氏所说的“学”指史料，“术”指方法。旧人只有材料而没有好的方法，失之僵滞，固然难有所为，但新人不依据材料简单套用外国理论进行研究也同样不可取。陈氏的批评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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