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苑踏青》：
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坛上曾“左”得可爱的那些文艺批评家，或把一些萌芽状态的革命文学作品“打发”，或将一些“近似”革命文学作品“默杀”；而鲁迅对新人新作的评价却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辩证法，在从革命功利的角度对革命文学新苗的社会效果、思想内容作了充分肯定的同时，并未忽视它们的艺术表现形式及其审美作用。鲁迅力图以革命内容和完美形式相统一的观点予以评述，实事求是地指出作品“好的地方”和“不好的地方”，把热情的帮助和具体指导结合起来。叶紫的《丰收》集从总的思想倾向来看是“战斗的”，但鲁迅对它的评价并未止于此，而是对其个别篇章在艺术表现上并不完美之处，也提出了具体而又严格的要求。《夜哨线》是《丰收》集中的一篇，它描写的是赵得胜等国民党兵因对反动军官不满而弃暗投明的故事。鲁迅依照艺术规律对它进行修剪，既要求人物写的“活跃”，栩栩如生，又要求情节布局“紧张，生动”，波澜起伏。对萧军表现抗日主题的小说《八月的乡村》，鲁迅在肯定它的思想意义的同时，将它的表现艺术同法捷耶夫的《毁灭》作了比较分析，指出《八月的乡村》“近乎短篇的连续，结构和描写人物的手段，也不能比法捷耶夫的《毁灭》”。鲁迅对左翼文坛新人新作，不仅在艺术上要求得严，指导得具体，重要的是评点得准确，贴切，表现了高超的马克思主义的艺术鉴赏能力。质言之，鲁迅对新人新作的评论，着重坚持文学的革命功利主义，但决不是唯功利论，并非仅仅注重文学眼前的功利，不去注意文学的长远的价值，也不是只看到文学的“善”而忽视了它的“真”与“美”。其实，鲁迅总是从“真、善、美”的统一上要求革命文学，只不过出于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及他种原因，而不得不有所侧重罢了。茅盾说过：“我们不讳言，我们是功利主义者，我们首先是从作品对于当时当地所产生的社会效果来评价一部作品的；但是，我们也反对只看到眼前效果而忘记了长远的利益。真正有价值的作品应当是在当时当地既产生了社会影响而且在数十年乃至百年以后也仍然能感动读者。”鲁迅和茅盾等现代文学大家的见解，对于今天那些不赞成文学的革命功利主义的论者来说，无疑是一剂良药。
尤其可贵的是，鲁迅置身于20世纪30年代初的“唯我是无产阶级文学家”的极左氛围中，能够正确地评价左翼新作中具有人道主义倾向的作品，这对我们的启示更为深刻。柔石的《二月》是一篇带有浓厚人道主义或民主主义色彩的小说。无产阶级文艺批评究竟如何对待这类作品，是完全排斥呢，还是应该肯定？鲁迅的《柔石作<二月>小引》，为探索并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根据。小说从经验了的人生和切实的生活感受出发，真实地描绘出远离革命斗争漩涡的“芙蓉镇”并非理想的“桃花源”，革命浪潮也冲激着那里的每个知识青年，他们不能不根据自己的处境作出各自的反应，从而由一个小小的侧面展现了那个风云激荡的时代中不同类型知识分子的思想面貌。“小引”不仅对主人公萧涧秋等形象作了简括精辟的分析，而且肯定了这些形象的典型意义在于：“看见了近代青年中这样的一种典型”，明敏的读者“由读时所生的诧异或同感”，可以“照见自己的姿态”，这“实在是很有意义的”。正因如此，鲁迅称《二月》是当时的“优秀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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