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作家的观念与艺术 废名、张爱玲、施蛰存研究》：
第一章 废名的小说及其观念世界
一 引论
1996年，汪曾祺在为《废名短篇小说集》写的序言中说：“废名的价值的被认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的被肯定，恐怕还得再过二十年。”[1]现在15年已经过去了，我们似乎并没有看出废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被认识”的迹象，但从社会传播和接受层面上看，已经有了好的苗头。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09年出版了一套6卷的汇校本《废名集》[2]，是一个可喜的基础研究成果，收入废名自20世纪20年代初期至60年代中期的全部著述，让读者第一次窥见了废名的全貌，并且掀起了一股“废名热”。[3]我特别注意到一些非专业研究者的阅读心得，由于他们少有先入为主的成见，仅出于对白话汉语言文字和文学的热爱和敏感，使他们反而能够迅速进入并读懂废名的作品，而且还有许多真知灼见。有一位网友说：“在新文化运动的浩浩星空中，废名是一个独特的星座。他在现代喧嚣的云层中散发着寂寞的光芒。这种光芒不像火焰恣意燃烧，焰苗凭风不断腾空而上，烘烤得周遭万物都像要跟着燃烧起来；相反，这种光芒是内敛的，它把万物的光华慢慢聚拢来，聚成梦幻般的姿势，再一点点注进它们空旷的内心。”[4]还有一位网友写道：“读《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我能读出作者的心境，能读出事实，能读出事实所处的环境。读出这三样，我只好把《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看成我所读过的最好的小说了，甚至是我所能想象的最好小说了。要作这样的小说，作者得知道自己，知道这个世界，知道身边发生的一切事情，一切原原本本，然后便有了《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5]看到这一类阅读心得，我觉得在研究界素来以“难懂”著称的小说家废名，不是离普通读者越来越远，而是越来越近。但在专业领域，对废名的研究的确有待加强。
我们可以发现，尽管关于废名的研究成果发布得也不算少，但大多数都是重复“乡土抒情派”，“田园抒情小说”之类的成见，有新见的文章并不多。[6]之所以说“成见”，是因为有人试图用几个方便的概念去命名或囊括废名的所有创作，如果不是为了教学和考试的方便的话，这些命名基本上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废名的创作既有乡土的，也有非乡土的；既有抒情的，也有非抒情的；既有写实的，也有梦幻的；既像小说，又像散文。也就是说，一般流行的文艺学概念，比如“抒情与叙事”，“写实与虚构”，“表现与再现”等等，已经不能方便地用来讨论废名的创作。如果硬将他的创作往既定概念上套，会显得生硬且不知所云，或丢三落四，将一些重要的东西忽略了。这就是“成见”的坏处。废名早期的几个短篇小说集《竹林的故事》，《桃园》，《枣》，还能发现近现代小说意义上的“结构”。从长篇作品《桥》开始，“结构”开始变得松散，其中一部分，是以散文的形式陆续刊登在《语丝》，《华北日报副刊》，《骆驼草》等报刊上，冠以“无题”的总名目，并无严格的结构。在出版单行本时，废名安上一个《桥》的总名字，并说原本准备叫《塔》，后来改为《桥》。我看改为《小林》，《琴子》也无不可。如果迷恋永恒不变的东西，叫“桥”“塔”“碑”比较好；如果对瞬息万变的事物感兴趣，那么叫“小林”或“琴子”比较好。到了《莫须有先生传》和《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就很难说是我们习以为常的、以19世纪为代表的、有着强烈的叙事“总体性”和“结构”的“现代长篇小说”了，当然也不像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路翎的《财主的儿女们》了，更没有所谓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作者或叙事者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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