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批评家文丛（第二辑）：途中之镜》：
若是对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写作有相对全面的认识，我们就不难发现，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写作确实具有这样一种前后相继的思维连贯性。即便是意在颠覆、解构以往的文学史观的文学史著作，也往往无法实现思维方式的决然断裂。相反，过分强调知识范式或经验的断裂、更新，很可能只是把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从一种偏执走向另一种偏执。①历史地看，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实际上也正是处于一种不断积累经验的状态。前人的思辨，既为后来者提供了成功的参照，也往往以其失败提醒我们有所防范，切勿掉进同一个陷阱，另寻苍茫大道或林间小路。凡此种种，都可以说是经验的积累。而大凡有意义的“重写”，常常是建基于经验的积累；“重写”本身也是积累经验的方式。
当然，对经验积累的强调，对思维连贯性的强调，并非意在贬低学者们的个人创造。这种强调，恰恰是为了重申个人创造的来之不易，也是为了说明个人的创造何以可能。虽然文学史写作的知识增长或再生产有各种各样的路径，但是如果没有对已有的、特别是那些颇具分量的文学史著作进行深入的辨析、参照、反思，那么我们很可能会重复别人的工作，仅仅是原地踏步，而非另起炉灶或推陈出新。正如洪子诚先生所说的：“文学史写作，背后总有一些他要超越、批评或纠正的文学史的影子存在。”②现在为我们所熟知的、有所创造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著作，几乎没有哪一本是没有经历过辩难、参照、反思这些环节的，《中国当代文学主潮》也不例外。作为一部文学史著作，《中国当代文学主潮》是具有明显的“重写”意图的，可看作是对“重写文学史”的重写。而这一次重写，同样建基于文学史写作经验的累积，同样具有思维上的连贯性。
“重写文学史”作为一个口号的提出，始于1988年王晓明、陈思和在《上海文论》主持的一个栏目。而“重写文学史”的意图，在1985年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共同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设想中就已经有了极为鲜明的体现，甚至在夏志清先生写作《中国现代小说史》时就已初见端倪。①除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以及洪子诚所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则使得“重写文学史”有了“实质性的动作”（陈晓明语）。就陈晓明看来，上述学者的思考实践，无疑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他们各自的思考也仍旧有待深入。针对《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陈晓明指出：“陈思和以‘共名’‘无名’‘民间’‘潜在写作'等几个概念为基础，来展开对当代文学史的重新叙述。这一‘重写'无疑具有相当大的突破，它非常有效地发掘了被掩盖的那部分文学事实，对当代文学史做出了新颖而深刻的阐释。但是，政治话语依然是当代文学变革的主导因素之一，如何在彰显被掩盖的文学史实的同时又不回避主流话语的影响，是当代文学史写作的主要难题。在这方面，作者使用的新概念、新术语虽然揭示出‘潜在写作’和主流文学史的紧张关系，但似乎并没有表达出更深层次的理解。”②针对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陈晓明则指出，它“无疑是迄今为止的同类著作中最为出色的。洪先生十年磨一剑，功力深厚，其谨严与精当、准确与细致，比其他文学史著作高出一筹。只是如何建立一个更为宏观的文学史图谱，揭示当代文学转折变异的深刻内涵，这是洪子诚先生给当代文学史写作提出的难题，也需要更多的书写者去面对更高的挑战”。
陈晓明的上述话语，既含有对以往学术思路的肯定与尊重，也相对隐晦地提示了他在《中国当代文学主潮》中到底是从哪些角度、在哪些层面上来对“重写文学史”的重要成果进行回顾、辩难、反思，从而形成创造性的、生产性的“对话”。在另一个场合，他也提道：“如何阐释‘新中国’含义之下的中国当代文学，确实是一个文学史叙事的难题，中外双方都深陷于尴尬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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