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三十年以前，我刚入复旦中文系读书的时候，章培恒先生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洪昇年谱》，受到学界高度好评。直至今天，我在百度上搜索书名，还会跳出这样的评价：“该书不仅首次全面细致地胪列了谱主的家世背景、个人遭际、思想著述、亲友关系等，还就洪氏‘家难’、洪昇对清廷的态度以及演《长生殿》之祸等诸多有争议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独到见解，将洪昇生平及其剧作研究推进了一大步。”编制年谱，功在三个方面：一是详细考订谱主家世背景、个人遭际、思想著述、亲友关系等史料；二是对于谱主经历的历史事件的深入探究；三是对其人其书的整体研究的推进。那时我们接受的教育是，年谱编撰是最花时间最吃功夫，同时也是最具有学术价值的一种治学方法。研究者在学术上的真知灼见被不动声色地编织在资料的选择和铺陈中，而不像那些流行的学术明星，凭着胆子大就可以胡说八道。后来章先生指导研究生研究古代文学，也是先从研究作家着手，而研究作家先要从编撰年谱着手，于是就有了一套题为《新编明人年谱丛刊》的年谱系列，这套书至今仍是我最珍爱的藏书之一。
　　章培恒先生的导师蒋天枢先生，曾在清华研究院国学门受过陈寅恪、梁启超等名师指点，蒋先生晚年，放下自己的许多著述不做，集中精力整理恩师陈寅恪先生的遗著。一套书干干净净地出版了，最后一本是蒋先生编订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用年谱形式，把陈先生一生的著述活动都保存下来，没有一句花里胡哨的空洞之言。后来缪托陈先生知己的学人名流有的是，却没有一个在陈先生受到困厄之苦时候“独来南海吊残秋”的。这些流传在复旦校园里的故事，既告诉我们如何做学问，也告诉我们如何做一个知识分子。
　　倒也不是说，做年谱就是有学问，大谈理论就不是真学问。章先生后来也是从史料考辨走出来，偏重学理史识，成为一位被人敬重的文史大家。但是我们从蒋先生到章先生再到章门弟子的传承中可以看到，编制编年事辑（年谱）成为他们学术训练的一个基本方法。古代文学研究如此，现代文学研究也是如此。我早年追随贾植芳先生研究中外文学关系，先生首先就指示我从搜集的大量资料中编撰一份“外来思潮、流派和理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影响（1900—1927）”的大事年表，罗列西方诸思潮流派在中国传播影响的编年记录；这份年表有六万多字，把这一时期中外文学交流关系的来龙去脉基本上都弄清楚了。后来我写作《中国新文学整体观》里使用的材料观点，基本上得益于这份大事年表。所以我一直坚持这样的想法，培养研究生治学研究，从作家研究，或者具体问题研究起步，收集资料，编撰年谱或者编年事辑，是最好的训练方法。研究者的研究方法，学术观点，都由此而生；为后来者的研究，也提供了一份绕不过去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