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争取领导的支持，一天早餐后竹林专门在食堂里等候，看见社长进来了，她赶紧过去打招呼：“老刘，我写了一部书稿，想请您审查一下，能不能拿出去出版。”他笑了笑说：“年轻人搞创作是好事。我工作很忙，稿子就不看了，你自己拿出去投稿吧。”
听社长这么说，竹林松了口气。因为在此之前，她已听到不少风言风语，有人说：“看她那个样子，话也说不连贯，还想写小说！”也有人说她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现在好了，不管别人怎么讲，社领导同意她投稿，将来政审这一关可能就没问题了。事实证明，竹林实在是太天真了。
竹林高高兴兴地首先把稿子交给了上海文艺出版社，结果很快就被退回了。接着她又分别投寄北京的两家出版社，也先后被退了稿。而所有退稿的理由都不约而同，那就是关于“上山下乡”运动不能否定，所以书稿不能用。
几经辗转，稿子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文学编辑室的负责人孟伟哉手中。孟伟哉以他诗人的激情和敏锐肯定了竹林的这部小说，并把早春的信息透露给了她。他在书稿上面用铅笔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这部小说，我读了一个通宵，掉了几次眼泪。我相信，它出版以后会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但是全国一千多万知识青年会支持你，他们的家长也会支持你，我也支持你。努力吧，你是大有希望的！”
然而在当时，国家关于知青问题的昆明会议尚未召开，“左”的思想依然是一种保险系数较大的“好东西”，再加上“武大郎开店”的传统观念，竹林所在单位的某些编辑、领导听说她有这么一部小说可能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时，他们立刻行动起来了。很快，一个批判竹林的大会就在社内召开了。这个大会规格可真不低，以编辑室名义召开，社领导亲自出马。他们给竹林罗织起来的罪名大致有这么几条：白专道路、名利思想、个人主义、政治品质问题等。有位姓周的老编辑在会上说：“小王这个人嘛，大家知道，她是我们编辑室里最年轻的。可是有一次劳动搬砖头，她那么有气尢力，把砖头递得很近。我们许多老同志都比她传得远得多。她真的没力气吗？不，每天晚上她写自己的稿子，干私活的时候就生龙活虎了。这只能说明，她不愿为国家、集体出力，她把力气留给自己。当然，这只是一件小事。不过，从这件小事中我们可以看出她的思想政治品质……”
竹林欲哭无泪。在那次搬砖头的劳动时，她的口袋里正揣着医生开的病假条——她是因中毒性痢疾而在隔壁的纺三医院的急诊室住了一夜，拔掉输液的针头就来上班，恰好碰上集体劳动。竹林不愿对别人诉说自己的病痛，也实在无家可回去休息，只好咬牙坚持上班，想不到却变成了“思想政治品质”问题。
竹林知道自己没有申辩的机会，她也不想做任何申辩。
散会了，所有批判竹林的人都回家了。她无处可去，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发呆。她想，这样一来，这部作品的政审肯定要被他们卡住了。数度寒暑的辛苦，也就要这样付诸东流了，还有自己为那个时代、为知青朋友们讲一些真话的愿望……
这时，黄昏的天空沐着风、沐着雨，办公室窗外的广玉兰树憔悴的绿叶在深秋的寒风中瑟缩。竹林感觉很饿，但却什么也吃不下。她好像看到回家的人们已经在温暖的灯光下享用晚餐和各自的天伦之乐，这使她感到恍惚。竹林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自己，她在这里虽然工龄最短、工资最低，可每天勤勉地工作，发稿的字数也是整个编辑室里相当高的。
委屈和批判竹林可以忍受，但是无法接受他们对自己这部作晶的轻易封杀。一向低调的竹林倔强劲儿上来了，她要绝地反击了。她写了一张为自己申辩的小字报贴到了食堂里。因为除此以外，她想不出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
一石激起千层浪，竹林的事情立刻传开了。对于小字报的内谷，反对她的人虽然无法否认其真实性，但是他们大权在握，可以从各方面对一个弱女子施压——社内宣布不准她住集体宿舍，而那时竹林除了单位的集体宿舍，偌大的上海没有地方能安放一张可供她栖身的小床。无奈，竹林只好赖在宿舍里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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